陈明忠（资料图片）
经过“夏潮联合会”办公室，看到一位白发老先生正在和朋友聊天。他说，江姐的电视剧很感人，她上“老虎凳”时用了4块砖，“我那时上到两块砖时就晕过去了……”没有压抑、怨怼，声音洪亮、笑声爽朗。这位老先生是谁呢？
他是陈明忠，台湾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也是最知名的“统左”(统派加左派)。陈明忠1929年生于高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生活富裕。中学时，被日本同学骂“清国奴”，他开始有了民族意识；而看到佃农对自己卑躬屈膝，他开始有了阶级意识。
1947年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18岁的陈明忠参加了著名的“二七部队”。凭着一股血气，他担任突击队队长，最后负伤失败。此后，他和当时很多台湾青年一样，抱着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失望，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没多久便加入了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1950年，国民党当局搜捕地下党，陈明忠被捕了，被判10年。
20出头的陈明忠，血性、侠气，也有点桀骜不驯，“坐牢的都是有理想抱负的年轻人，让苦难生活充满了想象力。”他喜欢讲那时的故事。有次以为要被拉出去杀头，紧张得“脑袋顶部突突地跳”。而同牢的冯锦辉，临刑前微笑与同房人握手道别，“握到我时，他的手还是暖的。”
出狱后，他过了一段正常生活，在一家民营企业担任高管，娶了冯锦辉的妹妹冯守娥，生了两个女儿，但理想和信念都没改变。1976年7月3日晚，陈明忠把一笔钱交给陈映真，支持他筹办左派杂志《夏潮》。次日他便被逮捕。这一次，陈明忠受尽酷刑。连问案的人都惊叹，一般人到第二轮刑讯，要他讲什么他都认了；第三轮、第四轮，只有在陈明忠身上用过，“警总有史以来头一个”。陈明忠后来说，他明白“只要精神没有崩溃，肉体上的痛苦是可以忍得住的”，坚决不认罪。陈映真、黄顺兴等因此躲过了牢狱之灾。
这次，陈明忠痛苦地坐了11年牢，身体受到重创，血压低到随时会晕倒。母亲去世，没见到最后一面。母亲怎么也不明白，“这孩子这么好，怎么让人家关两遍呢？”妻子带着两个幼女，怎样生活？更让他难过的是，看到中国大陆“文革”的报道，他几乎痛苦得活不下去。那段时间，他为了读《乡土文学论集》绝食13天；也不断思考，怎么会这样？那些困惑，促成他后来写作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冯守娥与陈明忠堪称志同道合，上个世纪50年代，她因参加叛乱组织被关10年。陈明忠再次被捕，她也被抓去审了几天几夜。更艰难的是随后的11年生活，但“先生是为理想坐牢”，冯守娥坚定地不以为苦。已经46岁的她，靠教日语维生，坚持每年两次带着孩子去绿岛看望陈明忠。“只为30分钟的谈话，光路费就要花1万块台币，二三十年前，这笔数目相当大。后来他住在花莲的医院，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去看他……”“冯守娥是到花莲探视最多的太太。”陈明忠既感叹又骄傲。陈明忠后来身体不断恶化，冯守娥两年内写了30封陈情信，终于让他在1987年得以保外就医。
一生遭受这么残酷的迫害，没有发疯，也会充满仇恨。然而，2005年2月27日，陈明忠和冯守娥一起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讲《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
亲历过“二二八”的陈明忠最有发言权。他首先提出，“二二八”事件并非“台独”的起源。他研究发现，“台独”的主事者多来自嘉南平原。正是国民党1949年到台湾后实行土地改革，碰触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一部分地主子弟成为“反国民党”的“台独”运动者。
作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惨烈的受害者之一，陈明忠随后表示：“我今天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身上。”
他对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说，希望他能代表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
演讲结束后，陈明忠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钥”交给连战。连战当场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两个月后，连战首次访问大陆，成为永远铭记史册的“破冰之旅”。
不仅如此，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宣布将年年参拜靖国神社，陈明忠和冯守娥以“被害申告人身份”，与一群爱和平人士，2003年向大阪地方法院提出“靖国参拜违宪诉讼”。超过75岁的两位老人家，义务担任诉讼团队的翻译，3年内自费赴大阪9次，终于，2005年9月，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当人们身处痛苦与灾难仍然自觉地选择某种道德及利他的行为时，他便无形地把痛苦与灾难转换成某种人生成就。”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
陈明忠配得上他所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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