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政冷经热”现象分析

　　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两岸政治关系止步不前，甚至几度出现僵持和紧张的局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两岸经贸往来则持续扩大。这种特殊的“政冷经热”现象是这一时期两岸关系的缩影。但是，专门分析该现象原因的研究较为少见。鉴于此，本文拟从大陆对台政策、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台湾内部转型以及国际环境变迁等方面，分析2000年至2008年两岸“政冷经热”的原因。

　　大陆对台政策的“磁吸效应”

　　两岸经贸往来能够突破政治因素限制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陆对台政策所产生的“磁吸效应”。大陆的对台政策对于稳定两岸关系和推动经贸往来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有力地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另一方面，紧紧围绕“一个中国”原则，汇聚并创造各种积极因素来突破政治僵局，为两岸经贸的持续发展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在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方面，大陆首次建立了“依法涉台”原则，出台了《反分裂国家法》。该法将长期以来的对台方针政策用法律的形式明确、完整地固定下来，其内容不仅表达了追求和平统一、反对“台独”的国家意志，同时也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发展两岸关系和保障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①。其次是提出了“一个中国”原则的“新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一中原则的“新三段论”扩大了“一中”的范围和基础，充分体现了新形势下对台政策的“新思维”。

　　在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方面，《反分裂国家法》通过后，大陆积极主动地缓和两岸紧张的对峙气氛，陆续邀请并促成了国民党、亲民党、新党访问团的大陆之行，并在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的基础上，与国、亲、新三党就推动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促进建立两岸和平架构、加强两岸经贸交流、促进建立两岸经贸合作的稳定机制、促进协商解决台湾民众关心的参与国际活动的问题、建立党对党定期沟通平台等议题达成了共识②。

　　在对台经贸政策方面，国共两党构建了政党沟通交流平台机制，在2006年至2007年之间举办了三次论坛：在“两岸经贸论坛”上，大陆宣布了15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③；“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又推出20项扩大和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新政策④；“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围绕海上、空中直航、“小三通”、两岸教育事业发展与交流合作、观光旅游五大议题进行了探讨，并在会后宣布了13项惠台措施⑤。

　　民进党政府刚上台时依然坚持“戒急用忍”的对大陆投资政策。但当局为了提升台湾企业全球竞争力，于2001年提出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两岸经贸政策新思维，其要点内容包括：第一，将赴大陆投资或技术合作的产品、经营项目从“禁止类”、“许可类”和“专案审查类”简化成“禁止类”和“一般类”。一般类的项目，只要通过个案审查就可赴大陆直接投资，而无须在第三地成立子公司。第二，产业开放的检讨原则是，凡有助于提高岛内产业竞争力、提升企业全球运筹管理能力者，应积极开放；岛内已无发展空间，须赴大陆投资方能维系生存发展者，不予限制；赴大陆投资可能导致少数核心技术移转或流失者，应审慎地评估。第三，取消了赴大陆投资个案5000万美元的上限规定，将个人和中小企业赴大陆投资累计6000万新台币调整到8000万新台币。第四，准许未经核准赴大陆投资的厂商补办登记。第五，放宽上市、上柜公司及其他个别企业在大陆投资累计金额上限等有关限制。第六，建立赴大陆投资动态调节机制以及两岸资金灵活流动机制。与“戒急用忍”相比，“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的开放幅度明显加大。

　　在两岸政策转变和互动的影响下，步入新世纪以来，大陆作为台湾第一大投资地区的趋势和优势更为明显，台商对大陆投资数额和规模逐年增长。2000年至2007年，台湾对大陆平均投资项目数为3954项⑥，期间虽有起伏波动，但整体投资项目数处在上升状态。截止2008年上半年，大陆已累计批准台商投资项目76339个，实际利用台商投资金额为467.6亿美元，占大陆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5.7%，台湾是大陆第四大的外资来源地⑦。此外，台商投资的区域从东部沿海扩展延伸至中西部地区，投资领域也日趋多元化。

　　贸易方面，2000年以来由于台商投资持续、快速增长，两岸贸易额也随之进入新阶段，从2000年的305.33亿美元扩大到2004年783.3亿美元，截止2008年上半年两岸贸易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总额达到680.1亿美元，比同期增长了23.0%。这些数据显示，两岸经贸往来并未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反而日渐形成了联系紧密、高度依存的经贸关系，台湾外贸已经融入祖国大陆市场。

　　台湾内部转型与国际环境的推动力

　　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加大：岛内政局和社会的持续动荡导致台湾内部民间投资意愿低落，消费不断萎缩，企业纷纷外移海外寻找出路。政治及社会的变革进一步加剧了台湾内部经济发展的困境，也加速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是促成两岸“政冷经热”现象的推动力之一。民进党“上台”后，政局的混乱和两岸关系的紧张导致台湾的投资环境和整体的竞争力受到严重的损伤。在此种情况下，外资及岛内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持续低落，内部消费急剧萎缩，进一步加剧了岛内经济发展的困境。

　　在经济发展方面，占国民生产总值2/3以上的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小，其发展面临着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瓶颈，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过度膨胀与岛内狭小的市场和相当有限的内部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首先，股市狂跌，房地产价格持续下降，房市低迷。失业率先是突破此前几十年保持的3%以下的数据，其后更是节节攀升。泡沫经济的破灭与失业人口的激增使得民众收入增长缓慢，民间消费增长率下滑，岛内消费急剧萎缩。其次，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际高科技产业分工出现新变化。电子信息产品的低价化使国际跨国公司开始实行供应链管理模式，在此形势下，第三产业的服务对象制造业的主导部门已大量外移到祖国大陆。对象的流失也制约了服务业的进一步增长。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第三产业扩张乏力，年平均增长率渐趋缓慢。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服务业停滞不前直接导致台湾经济告别了90年代中速增长时代，从新世纪初开始步入低速增长时期。

　　制造业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一，经过90年代的产业转型，以电子信息业为代表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取代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工业成为制造业的支柱部门，并已成为台湾生产和出口的新动力。但是，制造业的发展过于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半导体、电脑芯片加工与设计等产品。以电子信息产业这一单一产业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则必然会增加经济发展的高风险和易受国际市场影响的不稳定性。第二，传统制造业进一步衰退。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产业升级转型以来，官方在给予高科技产业大量扶持和优惠政策的同时，放弃了对传统产业的辅导，任其自生自灭。高科技产业“孤岛式”的发展，导致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不足，又无法对传统产业进行高科技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和附加价值。因此造成了传统制造业的大量外移和进一步衰退。

　　此外，台湾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而近年来，台湾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也越发突出：国际市场上，发达国家对市场准入和第三方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更优惠的政策，生产出更具价格优势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与台湾产品正面竞争之势；不断兴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及其“对内互惠、对外排他”的双重功能使自由贸易越来越变成区域内部成员之间的特惠。各贸易集团之间不但相互设置贸易屏障，而且对非贸易集团控制区市场的争夺也日益激烈⑧。在全球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整合的浪潮中，台湾未能融入这一趋势当中，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和孤立化危机日益加重。

　　在此形势下，大陆市场则成为了台湾经济新的增长动力。2000年，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已达254.9亿美元，占台湾整体出口额的比重上升至17.6%。2002年，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并成为台湾外贸最大的顺差来源地。对大陆贸易顺差日益成为带动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新的增长点。截止2005年底，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累计已高达3323亿美元，台湾则是大陆第二大外贸进口市场。由此可以看出，“两岸贸易对台湾总体外贸举足轻重，进而对台湾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