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文学的作用、意义既然不小，那您认为当前两岸文学文化交流有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朱双一：胡锦涛先生曾说过：“中华文化在台湾根深叶茂，台湾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内涵。”前半句人们谈得已多；反过来说的后半句则是一个新的提法，意义十分重大，特别将对自豪于本乡本土文化的台湾同胞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巨大感召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和彰扬。
人们常用“多元一体”来概括中华文化的形态特征，这是颇为贴切的。一方面，中华文化由数十个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融汇而成；另一方面，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风土各不相同。这样，中华文化的“一体”，体现在它具有共同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核心，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而它的“多元”，却能使中华文化显得格外的丰富多彩。台湾的文化与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确实有很多不同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如陕西文化与广东文化、东北文化与四川文化都有很多不同，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所以还是一个整体。而种种不同，正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当然，台湾由于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就会更多一些，它对中华文化整体也就能有更多的丰富。
以前我们比较强调“一体”，而忽略了“多元”，其实“多元”也很重要。可以说，如果只有“正宗”而没有“旁支”，只有“肢干”而没有“血肉”，只有经典、概念而没有具体细节，只有“大传统”而没有“小传统”，中华文化必将枯萎，失去其蓬勃生机和永生不息的生命力。
记者：台湾文学、文化能丰富中华文学、文化的内涵，必然有其特点。请问台湾文学、文化有何独特之处呢？
朱双一：我觉得台湾文化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它具有民间性、草根性、边缘性、海洋性等特征，而这是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位置，特别是它特殊的历史际遇所由产生的。比如地理位置上它处于中国的“边缘”，就像人的皮肤一样，既能最先感应到外来的刺激，接收来自异域的最新信息和最新事物，同时也在来自外部的侵袭中首当其冲。这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台湾既是中国最早接受欧风美雨的吹拂而走向近代化的区域之一，因此为古老中国添加新的思维、新的冲动、新的变数，发挥了“边缘”对于“中心”的影响、补充乃至变革的作用；然而它同时也是异族垂涎、外来入侵的重灾区。当然，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愈烈。鸦片战争以来的台湾，也成为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涌现最多可歌可泣故事的地区之一。总之，由于历史际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所引发的特殊经验，不管它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可汇入中华民族的经验宝库中，对于今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或警戒。由此也可知道，所谓草根性、边缘性，绝非低下、粗俗的同义词，反倒是其较强生命力的来源。1949年前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士，却很容易因不习惯于台湾文化的民间性、草根性表现而产生轻视、蔑视乃至鄙夷的心态，这是需要努力加以克服的。
当代台湾文化又有一特殊现象，即1949年前后，来自大陆各省区的数百万人涌进台湾，他们同时将全国各地的地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于是在台北街头可看到山东的馒头，北方的水饺，江南的各种精巧米食和小吃，麻辣俱全的四川菜，等等。这样，台湾就成为汇集全国各区域文化最丰富最完全的地区，为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区所无法相比。文学也不例外。当不同省籍的人们拿起笔杆，抒写他们家乡和过往的经验，总是充满了原乡的文化气息。尽管写的并非台湾之事，却能为广大台湾读者所接受，有的成为畅销书，有的拍成电影流行一时，除了共同的中文语言外，更主要的是外省作家与台湾读者秉有共同的文化核心价值，所描写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与台湾同胞那么相似，为他们所熟悉，完全能够被认同和接受。来自全国不同省市的作家就将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因素带进了台湾，如林海音之于北京文化，朱西宁之于齐鲁文化，司马中原之于两淮文化，罗兰之于燕赵文化，於梨华、琦君之于江浙吴越文化，席慕蓉之于蒙古文化，谢冰莹之于湖湘文化，田原、梅济民之于东北文化，苏雪林之于徽州文化，白先勇之于桂林、上海、南京文化，等等。这样，台湾文学就成为包含最丰富最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这种情况为全国其他省区无法相比，在整个中华文化、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是台湾文学最值得骄傲的宝贵资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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