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两岸文学交流如此热络，您觉得台湾文学以及相关研究、交流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朱双一：文学具有反映（社会现实）功能、教育功能、熏陶功能、娱乐功能等，但有个重要功能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了，这就是它在民众“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在台湾的现实政治中，“认同”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认同”直接决定了将投票给谁。“认同”当然与现实利益有关，但“利益”绝非惟一的诱因，“文化”也许是决定“认同”取向（亦即选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这里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陈水扁当政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台湾南部农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陆方面释放善意给予不少优惠政策，但到了选举时，不少南部农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选阿扁”。这一现象其实要从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则台湾南部农民号称忠厚老实讲义气，他们既然曾经“挺”过陈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愿变来变去；更主要的，则是他们的历史记忆、现实遭遇等种种原因所形成的“认同”所致。而所谓“历史”（比如二二八事件），未必是他们所亲历，更可能是他们所听说的“故事”而已。
近年来出现的“叙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叙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乃至更广大的民族、国家认同。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建立互助友爱、勤奋上进的价值观念，崇敬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的爱国主义精神，乃至认同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观，诸如此类，难道不都是从小听父母说的，上学时教科书上讲的，或是从历史、文学、戏剧作品中看来的？包括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雷锋的故事，都对我们价值观念的形成有所影响。试想如果台湾的小朋友从小就被教以“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观念，以后此类观念沁入心骨，融入血液，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那危害极大且深远。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台独”势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可以发觉其实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台独”势力初萌而在现实政治中毫无立足之地时，首先寄身于文学文化领域，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然后伺机向现实政治领域扩张，这就是早期的“台独”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学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权机构中资源极少、在经济上实力也很有限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击败国民党夺得政权，除了国民党自身的一些原因，民进党对于意识形态的操弄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搬弄“台湾主体性”、“台湾人出头天”、“爱台湾”、“台湾之子”等概念和命题，没有宣扬“三四百年来台湾屡遭外来政权统治”的“台独史观”以及所谓大多台湾人属于南岛语族而非汉族之类的“台湾民族主义”论调，没有鼓动“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等亲日仇华论调和思潮，没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历史真相以挑拨省籍、族群矛盾，由此获得了相当多台湾民众的同情、认可和支持且最终转化成选票，陈水扁的上台是不可能的。民进党实现了由意识形态向现实政治领域的转进后，并没有放弃或减少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关注和重视。在其执政的8年中，“法理台独”的推行屡屡受挫，于是种种“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的伎俩和闹剧，几乎成为陈水扁当局的看得到的主要“政绩”，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成为“台独”推行最有实效、其危害最为深远，以致让有识者（如左翼统派作家陈映真）最感忧心的所在。
当然，现在形势有了很大改观，和平发展成为两岸关系的主流，但并不等于认同问题已经解决，也不排除某些政党在未来某个时刻出于政治利益而再次祭起“文化台独”等意识形态操弄的大旗。对此我们不应掉以轻心。我们要充分认识“文化”在台湾民众认同取向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和意义，给予“文化”问题以足够的重视，展开对相关议题和情况的全方位的细致研究，掌握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对于披着“学理”伪装、打着“学术”旗号出现的一些“台独”论述，立足于从学理上加以分析和批驳，以求能进一步获得台湾民众的信服和认同。
简单说，历史和文学的“叙事”对于人们的认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而“认同”实际上决定了选票的投向乃至两岸关系的走向。两岸要实现真正的统一，没有解决“认同”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台湾民情民意、民众心态，要解释一些似乎难以理解的政治现象，恐怕非从“文化”入手不可；要与台湾一般民众交朋友，争取他们的认同，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台湾文学以及两岸文学交流的现实政治意义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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