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不只亲戚,还有瓜?
高秉涵:对,什么都写。
高秉涵拼命地记,就好像给自己家拍照片一样,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然而老天弄人,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秉涵珍藏日记的房间。日记毁了,思念依旧。1979年8月,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终于寄出了他离别母亲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宋书玉是他的母亲。

高秉涵的书信
记者:您怎么能知道,那个开会的就有大陆来的学者,您也不知道吧?
高秉涵:不是,那时候知道。台湾当局对我们出席的人行前开了一个会。说是这次有中共的代表,对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免得跟他们交谈,有“六不”。
记者:正常的交往都不许?
高秉涵:都不许,而且是大家互相监视。
记者:那就奇了怪,您还偏要带一封信过去?
高秉涵:我想有一点冒险吧,因为没办法,信出不去,怎么办,我要告诉我的母亲,我还活着。
记者:三十年过去了,您最想知道关于老家的什么事,关于娘的什么事?
高秉涵:我就是看我母亲还活不活着。
记者:但是人家说了有“六不”,只要这信出去,一定是违背这“六不”的。
高秉涵:那当然了。
记者:怕不怕?
高秉涵:当然担心这个信没有出去。
记者:还是怕是吧?
高秉涵:还是怕。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国去,寄给我的一个美国的同学。由美国的同学从美国寄。上面没有提到我在台湾了,我从美国寄,我也怕母亲知道还有后遗症。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东发来的家书。这封信是经香港,寄到台湾的。发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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