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霞慎谈教练性侵:以后不能说永不能说的秘密

　　“我以后也不能说，永远不能说”

　　2012年临近年终，国际田联100年庆典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王军霞入选了名人堂，中国贵阳市获得了国际田联世界越野锦标赛的举办权，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田径协会领导获得了突出贡献奖。那天午宴，田管中心的一位领导对王军霞说：我们田径人永远记住你，你是我们中国的骄傲，1996年奥运会，你救了我们，你救了中国田径事业，我谢谢你。

　　黄天文回忆，王军霞听闻此话，当场大哭。

　　这位领导嘱咐黄天文，“要好好照顾她，她太苦了。”黄天文记得这位领导说：“她的很多事情，我现在不能说，以后可以说。”但领导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以后不能说，我永远不能说。”

　　1993年，王军霞破世界纪录、拿欧文斯奖，获得当年世界最佳女运动员的爱尔兰水晶奖杯--同时获奖的男运动员是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被最高级别领导接见，受全国崇拜，在各级体育组织发起学习马家军的浪潮中，王军霞等人的社会声誉达到顶点。但回忆起来，王军霞却说：“跟马指导生活3年的那个时间，一直都很压抑，好像那个冠军是别人的，不存在在我身上一样，只有后来离开马指导以后，我参加的那些比赛，包括我1996年拿的那个奥运会冠军，那是自己真正体会到那种拿冠军的快乐。其他那个没有感觉。”

　　1996年拿冠军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离开马家军后，人事档案在大连体院的教练毛德镇接手了王军霞、刘东等几位原马家军成员。当时没人敢接这些女将，毛的家里人也坚决反对，但省里领导派了辆车，直接把毛接走赴任了。“这个咱没有别的话说的，举手(入党宣誓)的时候就说服从党的分配。这东西你得兑现，不兑现不行啊。”

　　毛德镇到运动员宿舍开始做工作。迎接他的是挂起的十一二双鞋，寓意“挂靴”--她们都不想干了。老毛挨个做工作，想打开她们心里的结。

　　“当时王军霞，(我感觉)她自己的神经系统不是太好，看人眼睛都不眨巴，你问她、叫她，她都不知道。她那个思想就特别集中。从我的感觉上说，对她们就不能从深层上去追问和了解。……就像受到刺激比较深一些，想问题特别专注。”2007年在大连的家中，毛德镇对我说。他两年后去世了，死于肺癌。

　　为了解决王军霞的问题，毛德镇做了很多工作。第一步，入党。“我是党员，做我助手的学生也是党员，我请示省政府说我第一步要培养她入党，因为王军霞的年龄小，她的路还长着，她将来要在中国工作，我说你最起码要解决政治上的问题。”毛德镇觉得政治觉悟提升了，可以使她的思想“不至于滑下去”。

　　1993年王军霞在斯图加特世锦赛大放异彩，当时她的哥哥已经因为车祸去世，家里、队里为了她专心备战，一直瞒着。直到七运会结束后，一次参加活动，在飞机上，教练告诉了她实情。她没有说话。回宿舍后边写日记边哭，任谁劝也劝不住。写完日记，收起本子，就没再为此事哭过。但她拒绝去给哥哥上坟，变相表达对哥哥离去一事的不接受。

　　抓成绩、重营养膳食，毛德镇对王军霞循序渐进。生活上毛柔声和气，训练上则异常严格。有次训练课，毛让王跑两个5000米，第一个穿胶鞋，要跑进15分30秒，第二个穿钉子鞋，要跑进15分20秒，中间休息30分钟。跑第一组时，在王军霞身上拴12个直径接近300MM的气球，增加阻力，每跑一圈，捏碎一个。跑到第八圈时，王军霞“眼泪直冒”，毛以为她鞋不合脚，再怎么询问，王军霞“不放声”，“眼泪啪啪掉”。

　　承受着巨大压力来到亚特兰大的王军霞，作为唯一一个兼项的中长跑运动员，在发烧、拉肚子的情况下，靠强大的心理素质拿下了5000米冠军、10000米亚军。在向来重视奥运会的中国，她的政治地位达到巅峰。

　　“从亚特兰大回国后，有一天毛指导跟我说，他要回家了，再不回队里，因为有人告诉他退休手续都办好了，限他三天之内从田径队离开，跟他说爱上哪去上哪去。我后来把所有的恩怨都放下了，但毛指导是被气死的。”王军霞在2012年接受某体育专业报纸采访时说。

　　她自己也找不到位置了。她的助理教练和其他队员等也都被迫离队，没人管她了。她的伙食由冠军灶降至分餐，跟其他一般队员一起在食堂排队。她羞于排队，便等人都吃完了才去打些冷食。边吃边哭，旁人也会议论她不恰当的出现。她去国家体委反映情况，有人来给她做工作，“马指导那里是一个梯队”，“口号就是备战悉尼、雅典和08奥运会”，“是保一个王军霞还是保一个队，答案一目了然。我理解他们的选择，所以选择放弃。”

　　当我表达对她的职业生涯“无疾而终”的惋惜时，她沉默了两秒钟，说：“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东西是那么完美的，(不是)什么事情都是那么公平的。所以我们给予大家的尽可能是些美好的东西，给大家一个美好的印象，遐想的空间，对这个民族也是件好事。”

　　在回答这是不是民族的损失时，她说：“这个地球离了谁都能转，这个地球上可以没有任何人。王军霞只是王军霞而已。只是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里认识了王军霞而已。王军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而已。她只是因为选择了一个她适合的职业。”

　　虽然迄今为止只有王军霞单方面的说法，但她的话却得到了普遍的相信与认同。因为这与外界对马俊仁的固有印象一脉相承。无论是队员的自述，还是赵瑜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抑或在1994年的“马家军兵变”的各路报道中，马俊仁都被描绘成一个暴君，“马家军”是他以个人威权统治起来的“小国家”：他随意打骂队员，发现队员私藏的杂志书籍便先撕后烧，用锤子砸烂随身听和磁带，不许与外界随意通信，不许与媒体或领导接触，不许与男性接触，更不能恋爱……一桩广为人知的往事是，刘东在七运会上以例假为由不愿参赛，被马俊仁迅速反驳，“我说你别唬我，你的例假半个月前我就给你调过去了，没这能耐我就不当你的教练了!”

　　身处其中的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签署了一份不成文的契约，以身体的健康和个人的自由为代价，换取在跑道上提升个人命运的机会(对此王军霞至今仍然感谢马俊仁，但她强调，“感谢不代表就认同他的做法”。)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她们都将面临更艰难的考验，那就是如何离开马俊仁。随着“马家军”的队员们年龄的增长、荣誉的累加，尤其是对高强度训练的不堪承受，她们对于个人尊严与自由的需求已经超出了马俊仁可以给予的极限，逃离是必然的选择。而对于习惯将他人命运和尊严掌控于股掌之间的人，这无疑是比拿不到冠军更大的挑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