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大陆将日渐茁壮强大。他告诉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就说：“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4年10月，居住美国的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因写了对蒋家颇有冒犯的《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连手黑社会杀害，“江南命案”震惊了世界。而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是幕后的参与者。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2和星期5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1985年8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加以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经国召回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回国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项目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蒋经国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派“形势大好的一年”。在新年之际，已经没有人批评“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强调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目标”，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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