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来时,语言对郭老来说也一个难题。据他介绍,自己刚回来的时候,普通话不太会讲,写更不怎么会,虽然日语水平应该算是非常好的,但没有用处,所以,只有慢慢磨练自己的语言文字能力。
在蔡世雄的记忆中,他家在“文革”时受到冲击,因为有着“台湾”及“日本”的历史因素,他父母很容易被怀疑为“特务”。那时候,蔡世雄跟弟弟去父亲工作的医院澄清事实,这个事情不知道被单位的谁知道了,要写他的大字报,说蔡世雄要给其父翻案。后来,他才知道是自己的领导不让这些人贴,并告诉他们写大字报的目的是教育他,但是他本人当时不在所里。
在推荐出国的问题上,由于蔡世雄的背景原因,当时也受到很大阻碍。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单位推荐他到国外留学,笔试和口试通过了,后来的一些程序也妥善地办好了。
对生在日本的林明美来说,1953年回国面临着三个难关:第一个就是语言关;第二则是生活关,因为自己从小在日本长大,根本不习惯中国的饮食;而第三个就是工作关,这在她回国3到5年后,基本上才“挺过来了”。
忆及艰苦岁月,作为女性的林明美回忆了自己拼命工作的情形,尤其是参加体力劳动。当年在天津参加海河劳动,大概56万劳动大军大干了40天,工作环境极其苦,而林明美完全是拼命咬牙度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光。
李玲虹回忆起自己做广播生涯的时候说,早期对台湾广播要求“争分夺秒、准确无误”及时播出,经常碰上正在家里吃饭,就被楼下的叫声,叫去“赶稿”,有时候三更半夜也要她赶去播出。领导上为了“照顾”工作方便,分配给她家的住所离播音间最近。那个年代真是不分早晚、节假日,只要一有播音通知,就立刻跑到播音间开始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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