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入侵台湾，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开始认识到台湾地位的重要性，把台湾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在日军被驱出台湾之后，朝廷诏命船政大臣沈葆桢筹划台湾善后。沈葆桢认为台湾物产丰富，地位重要，易为外敌所垂涎，除须加强军事防卫，亟待整理内政，开发经济，以增强实力。他审时度势，从添设郡县，移驻巡抚，开山抚番，开禁招垦入手，对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一系列整顿与改革。
他首先奏请朝廷将福建巡抚移防台湾，总揽台湾的军民两政，兼理学政。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决定从1875年11月起福建巡抚冬春二季驻台，夏秋二季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并以此成定例。为加强对台湾事务的掌控，1876年朝廷批准台湾由一府四县三厅增为二府八县四厅。即增设台北府(辖新设的淡水、新竹、宜兰三个县治)，形成台南、台北两个重心。新设恒春、淡水、新竹、宜兰四县，合原来的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为八县，增设鸡笼、卑南、埔里三厅，合原来的澎湖厅为四厅。这一行政制度的设立，不仅有利于台湾防务，也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对台湾近代化有极重要的意义。
为了促进台湾发展，福建船政除了发展台湾基础经济农业外，还兴办工厂，大力发展工商业，兴办学堂，加强教化，移风易俗，更新观念，使台湾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有了基础性的发展。
一是兴办工厂，大力发展工商业。福建船政派人对台湾北部进行全面勘察，采用西法开采鸡笼附近老寮坑等处煤矿，这便是日后著名的八斗子煤矿。除致力掘煤外，还开采煤油，架设闽台电线，这些工业的诞生，为台湾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二是铺建铁路，发展交通。1877年，福建船政在台湾修筑了台南铁路，方便了交通，促进了交流。三是兴办学堂，加强教化。为改善台湾特别是台湾高山族同胞的文化状况，福建船政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在枋寮地方先建番塾一区，令各社均送番童三数人学语言文学。四是修建祠堂，巩固民心。沈葆桢奏请朝廷，在台湾府城(台南)建延平郡王祠，追谥“忠节”，从此确定了郑成功应有的历史地位，既收复民心，又振作忠义。以上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全面发展，大大改善了台湾人民特别是番民的生活，台湾社会正式进入了近代化进程。
[ 责任编辑：张晓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