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变游戏者”部分，报告讨论了六大关键变量。一是可能发生危机的全球经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是会造成崩溃，还是会增加全球经济的韧性？报告认为，未来十年不大可能会回到2008年之前的增长率以及迅速全球化的模式，同时不能排除发生另一场大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世界的经济前景将日益依赖于‘东方’和‘南方’的前景。”报告提及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0%，而中国的贡献现在是美国的贡献的1.5倍。报告引用世界银行的评估称，中国到2025年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约1/3，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经济体。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也面临自身的挑战，如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二是“治理鸿沟”。面对快速的变化，各国政府以及国际机构是能够很快适应，还是会被其“压倒”？报告认为，当前大体由西方统治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安理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到2030年可能已被转变为新的世界经济现实相一致。三是可能增加的冲突。报告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变化，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在增加。报告称，重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考量变化、对资源争夺的增加、对战争工具的更易获得，使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但不大可能发生所有主要大国参与的世界战争，因为大国意识到大规模冲突的经济和政治损害。报告认为，在未来20年内，美国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继续扮演“国际体系捍卫者”值得关注，而一个衰落的美国不愿或不再能确保全球安全，将是导致世界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亚洲和中东。
四是更大范围的地区不稳定。报告称中东和南亚的动荡可能引起更大范围的不稳定，而“缺少一个稳固的地区安全框架”、“日益多极”的亚洲也将是最大的全球威胁之一。报告称，“对中国力量的恐惧、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可能性，以及美国仍然卷入该地区事务可能带来的问题”，将增加亚洲的不稳定。五是新技术的影响。人类是否能够适时取得科技突破，来提高生产率并解决由于全球人口增长、迅速的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
六是美国的作用。报告认为，美国的国际角色在未来15至20年内如何演变、美国是否能够与新的伙伴国合作重塑国际体系，尚难确定。最可能发生的情形是美国成为“平等伙伴中的第一名”，美国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仍具有广泛的优势。“然而，随着其他国家的迅速崛起，‘单极时刻’已经过去，‘美国治下的和平’——1945年开始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统治时代——正快速地结束。”报告说，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也将由它是否成功地帮助管理国际危机所决定。“如果亚洲重演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历史，美国将被呼吁成为‘平衡手’，来确保地区稳定。” 而美元如果不能继续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将大为削弱。报告同时认为，到2030年，美国也不大可能被另一个全球大国所取代，新兴国家也无意树立起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报告称，尽管新兴国家“对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有矛盾情感甚至怨恨”，但它们从中受益，并且更感兴趣于继续经济发展和政治巩固。此外，新兴国家也并非抱成一团，所以不会提出任何统一的替代性全球架构。
报告还提出几个可能给全球带来大的影响的因素：严重的传染病；更快速的气候变化；欧元区或欧盟崩溃；“一个民主的或崩溃的中国”；“一个改革的伊朗”；核战争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攻击；太阳风暴；美国与世界的脱离。
结合上述大趋势和“改变游戏者”因素，报告设想了2030年的四种情形，分别代表通向2030年的不同路径。一是“熄火的发动机”。这是“最差的情形”：美国与欧盟的注意力转向国内，不再感兴趣于维持其全球领导能力，国家间冲突风险增加，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停滞。二是“熔合”。这是“最好的情形”：中国与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带动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国际多边机构经历改革并更具包容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都在增长。三是“瓶中释出的‘基尼（系数）’”，即国际和国内的极端不平等，国家内的不平等增加社会紧张情势，国际上欧美成为赢家，更多的国家成为失败国家；各大国意见分歧，冲突的可能性增加。四是“非国家世界”，即由于新科技的驱动，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学术机构、富有个人等）兴起，并带头面对全球性挑战。
报告指出，在该委员会与各国专家关于报告初稿的讨论中，“中国是一个关键的主题”，“许多人都同意报告中提出的美中关系可能是塑造未来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报告的每一部分，“中国”都频繁出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经济增长趋势、综合国力、人口发展趋势、城市化、资源供给、粮食供应、与周边国家间关系等问题都成为报告的关注点。国家情报委员会参事马修，巴罗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时表示，目前看来美国与中国不大可能陷入冲突；面对全球性挑战，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大于对抗。他称事实上，美国更担心一个＂被削弱的中国＂。他指出，中美领导人都认识到世界上有许多问题需要两国的合作，中美保持高水平的合作并非不现实的期待。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推出这份报告，当然不仅仅是要罗列出这些趋势或因素，而是要通过对美国甚至各国决策者的影响，来塑造有利于美国、符合美国利益与价值观的未来世界秩序。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科吉姆称，“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的紧要关头”，“未来尚不确定，但却是可塑的”，未来是大趋势、关键变量和治理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