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里的经济学家们
同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一个小自然院做了多年的邻居。
孙冶方1925年曾与王明、杨尚昆、蒋经国等人在苏联留学。1930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以后则长期从事马克思理论教育和经济部门领导工作。五十年代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科院研究所所长。
孙冶方老人生活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清晨都会准时在楼门前练身、打太极拳，那一招一式娴熟且认真。老人在北京的政治地位很高，朋友也很多，听说朱德、周总理、陈毅元帅都和他交情很深。每逢节假日，他家的来人络绎不绝，从停在楼门前的“吉姆”、“大红旗”和“吉斯”牌的轿车，就知道来宾的地位。
孙冶方一生酷爱音乐，尤喜肖邦和贝多芬。每次从他家的楼下经过，常能听到贝多芬的交响曲旋律。
孙冶方一生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叫李昭的养女。这位长得有点像外国人的老人十分喜爱孩子，见了院里的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然而就是这些“伯伯”长、“爷爷”短的孩子们，在当上“红小兵”后伙同机关“造反派”抄了老人的家。多年后，当这些孩子长大彻悟向老人忏悔并道歉时，老人竟无一句责备的话。他就是这样一位胸襟宽广、宽容大度的人。在机关，他对批判过他的人同样不计前嫌，再次重用，甚至重事相托。这种高尚的人格力量，感动了很多人。
孙冶方“文革”时锒铛入狱七年。在狱中，老人十分坚强，没有纸和笔，他就用心中打腹稿的方式，用时七年完成了一部3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作，先后打腹稿竟有85遍之多。这种在监狱里用“心”和“意志”著书，大概除了他以外，真的是“空前绝后”了。
经济学家沉默是社会的最大悲哀，而孙冶方是站在地狱门口，也绝不保持沉默的硬骨头经济学家。他刚出狱便郑重声明：“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亲哥哥薛明剑也是民国时闻名遐迩的“经济大家”，他与我国另一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薛暮桥还是堂兄弟。
1983年，75岁的孙冶方在京去世，他的骨灰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中被撒入了太湖。
大院另一位赫赫有名的经济学家是马洪。马洪和我父亲熟识，抗战前都是“牺盟会”的，又都是山西人。我和马洪的女儿马雅也是小学同级不同班的同学。
印象中的马洪身材高大魁梧，宽大的额头，一副长者的样子，脸上总是带着慈爱的微笑。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架子，一生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和游泳。
每天早上打饭和上学，我都要经过马洪家。一年四季都会看到马洪围着院子的小马路跑步，有时还见到他戴着耳机，边走着，嘴里还念叨着，大概是在学习外语，晚上也常能碰到他带着孩子在院里散步。
马洪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因此与高岗结下了不解之缘，再以后马洪调北京国家计委任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与高岗共事多年，受到了高岗的赏识和重用。正因如此，在“高饶事件”后，马洪被凭空指责为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并受到长期被降职等不公正的待遇。
“文革”后，马洪担任过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等职务。马洪身兼高官，又是学术界权威，他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界都有很好的口碑。
计委大院的人都说，马洪更为重大的贡献莫过于“慧眼巨睛识英雄”了，那英雄指的就是后来的朱镕基。在东北，朱镕基就是马洪的部下。说马洪是朱镕基的“恩师”、对朱镕基有知遇之恩一点也不过分。在马洪第二次复出后，很快把朱镕基调到了经济研究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2007年，这位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的大经济学家离开了我们，享年87岁。马洪身后完全有资格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一室或红军室，但不知是否是他生前的意愿被安葬在了西山环抱的“万安公墓”。他的墓的左前方不远处便是高岗的墓。也许他是想要在这里永远的陪伴那孤单很久的老上级、老领导；也许他是想和这位老战友、老朋友一起叙说曾经的辉煌和昔日的对错与得失；也许……也许他什么也没想，不过是冥冥之中的两片落叶被偶然的吹掉在了一起。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