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的机要秘书余湛邦多年后回忆蒋介石不将焚城任务交给陈诚的原因:“照理，陈是军事长官，张是政府首脑，只有军事负责人才能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及时作出决断。就因为武汉破坏不力，蒋认为张治中较能贯彻自己的意图。”至于11月12日那封作为最后号令的密电，至今60多年再没有人看见过，有记者采访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时，听说早在“文革”中毁于一场大火。
长沙城的大火还在继续，11月14日，中央社发表《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短评，曾正面评述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并宣称:“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但奇怪的是，日军并没有紧接着进攻长沙，只是在大火之后，派飞机到长沙上空拍照，又在广播报纸中大加渲染，说火后长沙“全城如舔”等等，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于是12日的焚城真相，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11月16日蒋介石赶到长沙，下令速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并限两天内结案。曾参与长沙大火案审理的第九战区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回忆，18日的审判结果，原本是酆悌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文二人各判7年，但专案组报呈最高当局后，蒋介石的批示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20日，三人在南门口外侯家塘刑场被枪决。
张治中回忆，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做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而针对当时“类似阴谋的纵火”的责难，张治中也曾经为自己辩解，说是一个“意外的突变”，“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过早的行动呢？张治中归结为“误信流言”，“岳州没有放弃，就谣传岳州情况不明，常德交通已断。等到敌人登陆城陵矶的消息一证实，就传说敌人两天之内就可以到长沙。就在12日晚间，战事发展到汨罗前线时，有些人竟慌张到这种程度‘敌人的浅水兵舰可以在3小时内开到长沙河岸’”。而这一切全是因为“失败主义的灵魂在作祟。每一个战局的转换，总带来一个新的普遍的恐慌”。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荣维木分析指出:“国民党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方针，事先做好焚城准备，焚城随着中日战局的发展，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这是大火的必然性。”“但长沙大火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这种情况，说明了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战争的组织者是多么容易产生失误。”
“可怜一炬”:生灵的涂炭
11月12日的大火之后，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最早报道长沙的惨状，报道的标题正是《一片焦土之长沙》。这样的形容丝毫也不为过，原来繁华的南正街（今黄兴路）、坡子街、臬后街，八角亭、药王街、太平街、西长街、大西门正街及沿江一带，剩下的全是断壁残垣。如同《中央日报》社论所言:“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时任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八队队长的刘斐章回忆，11月16日返回长沙时，“只见到处是断壁残垣，满街瓦砾，有的地方还冒着烟，有时还可以闻到谷物和尸体烧焦的臭气”，南门正街、八角亭一带最繁华的地方“两侧大商店高高的风火墙虽然耸立着，但所有的门窗已经烧尽”，车子走走停停，不得不经常下去清理废乱的电线和倒地的电线杆。看一看战后的官方统计，长沙的惨状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能力:政府各部门以及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工厂被烧毁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
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米市之一，长沙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米厂，仓储200余万石有190余万石被烧成灰烬。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所有绣品和画稿几乎与铺屋一同被烧毁;医院除湘雅医院外，全市公私医院均被烧毁。文物古迹，损失也十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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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