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一度写下，他“痛恨”青年学生，但是他仍然向他们演讲，甚至在冻人的天气下告诉他们，要么回去上课，要么就从军抗日。可是，动乱持续不断。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动，但是数以千计的学生主张对日抗战，涌入首都，再次攻打政府高级官员。警方疲于奔命弹压。情势升高到失控的地步，外界批评又集中在蒋身上，他再度和左右亲信讨论引退的方案。蒋向一名官员透露心声，如果不辞职，他就必须将全国置于军事统治之下，由他本人担任最高领袖，也就是一名独裁者。他不肯考虑批评者要求的对日抗战，因为他认为此时此际抗日将是一场灾难。
在风暴不断当中，蒋首次写下他思念儿子经国的感情。他说：“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又说：“于国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自觉愧怍无地。”这份感情很可能是因十二月初宋庆龄来访而起。左倾的宋庆龄和蒋介石这位妹夫并不和洽，自一九二七年清党之后就到莫斯科住了两年。她显然曾和莫斯科的权威人士交谈过，才向蒋说如果他肯释放被捕的共产国际代表牛兰(Hilarie Naulen)及其妻子，莫斯科可以安排遣返蒋经国。
从蒋的日记来看，似乎宋美龄听到宋庆龄的提议，力促丈夫接受。可是，蒋在日记中写下，三十多万官兵“犹亲生扶长之子”死于革命，他怎能把个人需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释放人民之敌以换回自己儿子，根本不能考虑。
蒋决定不为儿子介入，即使动用很小的特权也不行，增添了他的在批评日炽之下产生的烈士意识。他可能认为再次下野，像一九二七年那次，会替他挣回已失去的道德权威，同时也许终能完全恢复其地位——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保证。因此，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次周即偕同夫人搭机离开南京。他们先降落在奉化附近的草地，再换汽车沿新辟的一条泥土路，搭轿回溪口。
和上次一九二七年下野一样，蒋介石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于溪口赋闲，不久就接到黄埔系将领函电交驰，宣称仅肯接受他的命令，又说自从他下野，就再也没收到支付部队粮饷的资金。政府主要岁入来源是关税收入，东北一失，关税流失占了全国海关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中央政府虽换由孙中山之子孙科领导，各省扣住盐税不肯上缴。工商组织、民间团体甚至一些青年社团现在疾呼总司令回任。蒋亦获悉，莫斯科继释放蒋经国之计，又向南京提议恢复外交关系。蒋可以肯定斯大林企图增强国民党内反日派的声势，而又不明白蒋的真正立场。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在溪口武岭学校的一篇演讲，经上海等地报纸刊载。他重申政府“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共国权之约”。但是，他也警告，鉴于当前国家实力和精神，不宜轻举妄动，否则“战败之国未有不失地，未有不丧权者”，结果势必“斲丧……中华民族之命脉”。他的话引起当家负责的同志共鸣。固然南京政府当权派只有少数人喜欢蒋，而广州那一伙更没人喜欢他，他们不情愿地接受，在此一危机下，他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月之内，他们投降了。一九三二年一月，蒋和汪精卫在杭州会面，协议由汪精卫取代孙科出任政府首脑，蒋回任军事总司令。
此时，和日本的危机已转移到上海，在上海每天都有暴力的反日事件发生。6一月底，日本一支陆战队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在上海登陆。当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向日军开火时，日本出动飞机轰炸上海，杀死许多平民。蒋亲自负责全面调度指挥军事行动，通电前线士卒誓死御敌。同时，他下令在河南省洛阳设立临时首都，以示政府决心持久抗战。日本急派更多部队和军舰，使得全市日军高达五万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帮狙击手在敌后攻击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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