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台湾的社会价值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中，围绕“同志修法”议题，街头上的示威活动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支持者们认为，这是人权进步的体现，指责社会对同志的歧视，而反对者则担忧这会摧毁生理上所决定的自然而然的道德价值，指责前者正在用特殊价值强加在社会共识上。双方互认为对方对自己构成了霸凌，运动演变为正反双方的拉锯战。

　　实际上，如“同志”这样“潮流”的社会议题，在台湾还只是冰山一角。台湾面积仅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却是全世界社团密度最高的地区。台湾“发达”的公民社会，一方面推动了公共问题更好地实践，却也反映了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内在焦虑。

　　千禧年之后，经济上的疲弱让台湾逐渐失去了对自身发展成就的信心。而李登辉后身份认同的迷茫，也让台湾失去了在世界当中的定位和前进的方向。台湾向何处去，台湾该如何走，成为台湾心中一个难解的心结，也成为台湾人寻求改变的心理动机。

　　释放台湾社会力量的台湾民主化运动，肇始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并在后现代思潮中得到延续，这种大时代背景和台湾社会的焦虑感结合在一起，推动台湾在社会议题方面的多种尝试。通过掀起敏感议题的社会大争论，台湾参与进了引领人类价值理念，并在这样的过程中重塑信心，完成对自身的定位，以缓解“亚细亚孤儿”的孤寂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诉求被政治力量敏锐地捕捉到，被巧妙地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政治力量以绝对的二元对立的方式，将一个纯粹的公共议题讨论，转变为水火不容的对抗性撕咬，从而完成政治派别的资源调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党派之间的对立，并没有促进台湾健康多元社会的形成，反而构建起了山头林立的社会群体，助长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

　　台湾的特殊时空背景，决定了台湾社会对自身处境难以消弭的焦虑感，人们希望在不断的突破中为自己寻找生活的方向，这是人之常情。但当这份焦虑变成群体之间的恐惧，那么当权者要反省自己在构建社会机制和价值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台湾网网友：王晓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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