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际导弹利剑强脑

　　要想成为战场的主人，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数量的利剑，而在于你的利剑拥有多强的大脑。导弹控制系统，就充当着“大脑”的角色。

　　“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设计方案开始于1965年，可以说它是生逢乱世。在此之前的导弹没有计算机装置，用分离元件组成的计算装置，又大又重，计算精度也很差。“东风五号”要求目标打击精度更高，控制系统首当其冲就要改变过去的制导方案。这是技术跨度非常大的举措，每一项新技术都充满了挑战，都是设计师们需要面对的拦路虎。

　　为了制订满足精度要求，又具有发展潜力的制导方案，运载火箭研究院专门组织了“东风五号”制导系统的方案讨论会，控制系统研究所在梁思礼和徐延万的主持下，重点对捷联式制导方案和平台—计算机方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考虑到平台—计算机方案能直接建立惯性基准，不需要坐标转换，同时制导方案比较简单，可以降低对弹载计算机的要求，在制导方程中不出现姿态角，所以也不需要高精度的模数转换或数字输出的传感器。此外，平台能改善加速度表和陀螺仪的动态环境，有利于提高器件的使用精度。因此，经过反复权衡，梁思礼最后决定在“东风五号”上采用这种新的制导技术。

　　平台—计算机制导技术的关键是要有运算速度快、小型化的弹载计算机，也就是集成电路计算机，由它完成制导程序的实时计算，发出各级关机信号、程序俯仰信号、遥测数字信息以及修正弹道用的导引信号。它的成败，关系着“东风五号”有没有聪明的大脑，决定着我国的战略武器能否形成战斗力。

　　1965年，国外的集成电路刚刚研发出来，仅有美国民兵-2导弹使用了集成电路弹上计算机，元器件还经常出问题。而我国的计算机正处于从电子管向晶体管转变的时期，其整体技术还比较落后，此时梁思礼他们的决定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大胆决定。梁思礼用“在白纸上画画”来形容这项任务的艰难，“再难，也要咬着牙走下去，必须把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任务落在了梁思礼领导的控制所和航天771所的身上。先由控制所下达任务书，提出技术指标，再由771所具体研制。

　　20世纪60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计算机似乎还远在天边。控制所的技术人员对计算机也不大熟悉，除了能提出体积、质量、可靠性与适应恶劣环境要求外，却提不出设计计算机需要的性能指标要求。任务书中只有计算的公式、计算时间与当量表示的计算精度等内容。因此，只有通过仿真计算来求出弹载计算机的字长、容量与速度等基本指标了。

　　由于受当时工作条件限制，大量数据只能靠手工穿孔纸带输入，运算一次要花很多时间。为了赶时间，办公室里白天人人伏案，夜夜灯火通明，谁也不愿离开工作岗位。梁思礼经常到实验室了解指标计算、逻辑设计情况。计算机专家沈绪榜等人就依据逻辑设计做线路设计、版图制作、芯片制备、器件组装、整机装调、运行考核、三防处理、例行试验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不停地运转着。1966年9月，一台全部国产的22位双极小规模集成电路弹载计算机终告完成。

　　正当大家如释重负、喜极而泣的时候，一个坏消息传来：所有指标都达标，只有一个指标未达标——计算机体积过大，装不进弹舱，而且由于所用的组件太多，可靠性也不高。

　　梁思礼明白，解决的办法唯有提高芯片的集成度，芯片用得少，体积就小了，计算机上的组件少了，可靠性也就相对提高了。可在当时，这是个大难题，没有一年半载是搞不出来的。

　　梁思礼开动脑筋并和大家一起商量，能不能从设计上来想办法，在满足精度要求下，调整计算机字长，这样计算机体积不就小了吗？

　　谈起当时的思路，梁思礼常常引以为豪：“我们重新推导了制导方程和关机方程，牺牲一些方法误差，以减少计算机的负担，从而减少计算机的复杂性。从整个制导系统来看，方法误差增大后影响不大。由此我们的弹上计算机采用的是增量计算机方案，没有乘除法，只有加减法，虽然粗了一些，但是少用了近1/3的集成电路，解决了小型化难题。”

　　很难相信，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上使用的第一台弹上计算机，竟然是只有12条指令，没有乘法、除法指令的算术型增量计算机，其运算速度只有每秒近两万次的水平，存储量小的只有768个字，制导计算完全是通过增量的累加得到全量的。

　　1971年9月10日，这种弹载数字计算机参加了我国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首飞试验，一举获得成功。

　　在198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这样描述和评价了梁思礼的创新性贡献：

　　为提高大型运载火箭的制导精度，专家梁思礼和他的同事们经过理论研究和反复计算，完成了关机方程和导引方程的推导，从而有可能用一个中速度、小容量的箭上计算机完成大型运载火箭的高精度复杂运算。这样的制导方案和国外常用的平台式制导系统相比，具有突出的优点和创新，为我国惯性制导系统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伏枥仍存万里心

　　梁思礼非常喜欢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名言：“人生并不是短短的一支蜡烛，而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一支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把它交给后一代人们。”耄耋之年的梁思礼，除了继续为国防事业当顾问外，又当起了“80后志愿者”。

　　从2006年到2012年7月，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梁思礼所在的中国老教授协会面向全国高校开讲了《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历史责任》课程，在6年的时间里，梁思礼以《中国航天精神和素质教育》为题，先后为北京十几所著名高校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讲课，直接听众3400多人，全国网络视频听众有57000多人。他曾经多次讲过的一个故事，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

　　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当年我们都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宇航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曾是航天部的总工程师。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民兵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我回国后和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

　　1999年10月1日，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在北京举行，这一年也正好是梁思礼返回祖国50周年。站在观礼台上，看着威风八面的导弹武器从眼前经过，回顾起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史，梁思礼感慨万千。爱国主义、奋发图强是他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受尽屈辱的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他不懈的追求，他用一生的实践在航天事业中兑现着自己的诺言。

　　梁启超一生主张维新变法，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若他在天有灵，看到他的“老白鼻”为国铸剑，看到国家从弱到强，当会何等的欣慰与骄傲！

　　（作者系原中国航天报社总编辑、中国宇航出版社副社长）

　　梁启超没有遗憾了

　　除去早年夭折的，梁思礼有8个哥哥姐姐。在父母的精心教育下，他们个个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且才华出众、道德高尚。他们分别在文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经济学、社会科学、航天科技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永（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梁思礼3人分别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的院士，6人是专家。

　　梁启超生前一直遗憾他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学自然科学的，没想到他去世后，他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思礼实现了他的遗愿，先修无线电，后学自动控制，并成为梁家的第三位院士。梁氏儿女可谓“满门俊秀”，梁启超可以没有遗憾了。（石磊）

　　养猪也乐呵

　　梁思礼有着非常乐观、积极的心态，不论遇到什么颠簸和风浪。

　　1974年，50岁的梁思礼从北京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

　　按说一个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这是对人才的极大荒废。但是梁思礼从积极方面想，觉得这是对自己的照顾，此举正好逃离“文革”是非之地，精神上反倒落得轻松和愉快。

　　生性乐观的他，养起猪来也别有一番意趣。每天梁思礼戴上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梁思礼喂养的猪一听见他“啰啰啰”端来猪食的呼唤，都争抢着扒上圈墙。看着肥头大耳、干干净净的“八戒”军团，梁思礼很有成就感，还特地和它们合影留念。（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