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20日发表署名公孙策的评论说,公共建设采取BOT方式,世界有很多成功先例,因此才会被引进台湾。在台湾,BOT也曾一度流行,被视为因应政府财政短乏的特效药。曾几何时却成了过街老鼠,这是怎么回事?
《列子》的寓言:鲁国有一个施姓人家,两个儿子一个好仁义之术,另一个好兵法。前面那个去游说齐王,齐王聘他为王子的师傅;后面那个去游说楚王,楚王用他担任军事长官。两个儿子都加官进爵,施氏全族因此显赫。
施氏的邻居孟氏也有两个儿子,同样也是一个学儒家、一个学兵家,孟氏乃向施氏请教,施氏的两个儿子如实相告。
于是,孟氏的两个儿子也出外游说。老大以仁义游说秦王,秦王说:“诸侯正致力于富国强兵,仁义之术是亡国之道!”一怒之下,将老大处以宫刑。老二以兵法游说卫君,卫君说:“我们是小国,穷兵黩武会引来大国讨伐,是亡国之道。”一怒之下,将老二处以刖刑(断足)。两个儿子都惨遭酷刑归家,孟氏父子向施氏悲愤抱怨。施氏说:“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你们跟我们所学相同效果却相反,是时势相异所致啊!”
BOT进入台湾,橘逾淮为枳,归因于时空状况变化—这是最好的一种解释。齐王用儒家学者当王子老师,秦王却不会用,归因于决策者失误—那是最简单的答案。但事实通常都不是单纯的。
以刚开幕的三创园区为例。这是个“奖励民间投资兴建停车场”的BOT案,原始目的是改善光华商场附近停车问题。如今三创园区开幕,附近的停车问题却反而恶化了。也就是说,结果跟原始目的完全相反。
如果台北市政府的原意是要发展“台北秋叶原”,那么,对周遭的交通生态冲击应有全盘考虑,但事实上不是。这个停车场BOT案于是“肥了财团,损了市民”,这不是“合法vs.合理”的问题,也不是“社会观感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政策目标混乱、执行胡涂的问题。出现如此状况,至少“监察院”应该纠正台北市政府。
很遗憾柯市长对此只有“大声喊打”,而不是防杜“鼠患”再发生,甚至乐观三创开幕,而忘了停车问题的解决。希望其他那几个“怪案”,能够以原始目标为考虑,而不是“收到钱就好”。
[责任编辑: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