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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铭最大错误是未将关说案查到底

2013年12月02日 16:27:00  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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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联合报》11月30日发表社论说,台湾“监察院”以五比五的平手比数,未通过对“检察总长”黄世铭的弹劾。回想两个多月前,黄世铭将前“法务部长”曾勇夫以“接受关说”为由铁面移送“监院”;谁料,形势瞬息万变,今天接受公审却是黄世铭,最后仅以毫发之差身免。这样的变化,何其讽刺!

  黄世铭虽暂时躲过一劫,却仍未逃过朝野“立委”对他的集体追杀;除此之外,他还要面对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评鉴委员会等“司法”及行政关卡的大刀。台湾政治的诡谲多变,岂是一句“造化弄人”或“猪羊变色”足以形容?

  整起关说事件的发展,黄世铭由民众眼中的“青天大人”变成政客口中的“大奸大恶”,终致在这场他发动的“正义之战”中节节败退,主要原因,是他犯了多项错误。第一,他高估了特侦组的威望,更高估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权力、智慧与手腕。第二,他高估了社会对“关说”的痛恶,却低估了政治势力的反扑力道。第三,他和特侦组未能站稳行使侦查权过程中的每一步基石,加上特侦组在程序上和应对上的邋遢表现,引发泄密和滥权监听的疑义,造成社会信任流失,致兵败如山倒。

  除了上述几点,黄世铭更大的错误,是当初未能一口气将王柯关说案侦办到底,却在捕捉到若干监听事证后即决定打住,以“行政违失”从轻处置此事。这样的一念之差,不仅为黄世铭自己带来无穷后患,更为社会增添了“宪政”、“司法”和信念上的各种剧烈挑战与波折,代价实在太大了。

  黄世铭何以将王柯关说案仅仅定调为“行政违失”即为已足,我们无从得知;从前后的发展研判,可能的原因是:从负面看,他贪功躁进,以为手上证据已足使王金平和柯建铭一刀毕命;从正面看,他有维护大局的考量,不想把事情办到太过龌龊。不管是前者或后者,都暴露了黄世铭这个“司法硬汉”的“政治盘算”,那是他的软弱面;而错也错在这里,他或许试图为政治预留余地,但政治对他却毫不容情。

  事实上,在最初特侦组举行记者会宣布关说案的处分时,本报社论即指出,黄世铭除约谈检察官林秀涛,并未侦讯关说或被关说人,即以“没有对价关系”及“不涉刑责”签结,是一大“败笔”。因为,如此一来,除了王、柯的电话通联纪录外,其间一些情节便易“流于推断”;只要当事人极力否认,便可能横生枝节。没想到,事件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此,事态一路摧折,甚至演成太阿倒持而无以收拾的地步。

  设想当初黄世铭若一本“司法人”的初衷,对关说案本质之法律要素锲而不舍,办得更加彻底、周延;事实一摊开来,谁是谁非即黑白分明,王、柯等人岂可能有那么多的辩饰和反扑空间?而且,若事证确凿无可抵赖,就算马英九在政治处理上不够圆熟,也不致整个社会舆论都跟着翻倒。简单地说,黄世铭最大错误,是他没有站稳“司法人”的法律立场,却思前想后试图借政治的力量来收拾这桩关说案;没想到,这片灰蒙蒙的政治大地却是邪神当道,反将他吞噬。

  观察这次台湾“监察院”处理黄世铭案,从分案起便暗潮汹涌,包括消息提前曝光,都充满政治派系运作色彩。此一情状,和“立院”跨党派“立委”联手挺王挺柯的态势,竟有几分相似。最后五比五的平手表决,也只能说是千钧一发;否则,黄世铭的职务便得提前出局。

  然而,此案最可悲之处也在于此。目前关说案的本质已无人关切,如何防堵现有政治关说“司法”的制度漏洞也乏人闻问,“立院”纪律委员会甚至认定柯建铭未关说;而如今的政治氛围,竟只是围绕在如何逼黄世铭早日下台走人,为政治“除害”或“弃车保帅”以求止血。包括“司法体系”的磨刀霍霍,欲将黄世铭祭旗以回报他逼走曾勇夫的“加倍奉还”,无处嗅不到政治硝烟。如果日后的发展竟走到此一地步,那不仅是黄世铭大输,也是台湾社会与价值的惨败。

  不管黄世铭是“一念之仁”或“一念之愚”,一个“司法人”对政治心存儌幸的结果却落至这般田地,堪视为留给所有“司法人员”的深刻警惕。近十年,吴英昭、陈聪明和黄世铭三名台湾“检察总长”任期均难善终,其实不是宿命,这要归于台湾政治的横行霸道,而“司法人”却甘于向它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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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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