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眼中的台湾问题

　　高雄市两岸关系研究学会理事长兼秘书长苏嘉宏

　　美国前任总统老布什在1992年竞选连任期间，在德州他的票仓宣布出售150架F16战机给台湾，中国大陆当时的不满可以想见。美国现任总统小布什将中国大陆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对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以《美日安保条约》所构筑的军事同盟关系为主轴，将重心从中国大陆转达移到“日本及日本外围”；2001年4月23日又决定出售纪德舰（不排除在可预见的未来出售“神盾舰”之可能性）、潜舰及反潜机给台湾，中国大陆势必不会保持缄默，理当会采取包括“强烈手段”在内的报复行动，反应前述举动。

　　这些武器除了将一方面大幅提升台湾现有的防御能力之外，另一方面也当然有借此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牵制中国大陆的作用。当然，小布什也可能如许多论者所称，正想仿效前总统里根借“星战计划”挑起美苏军备竞赛之故技，使得前苏联以倾国之力发展军备，却终而拖垮该国经济，以致苏联解体；果若如此，台湾则将成为美国现在打算拖垮中国大陆这个新兴经济体的“星战计划”？现在，台湾固然在短期内提升了防卫能力，但在中美关系越来越成对立之际，台湾是否能够如许多台湾学者所认为可以从中得利？美国现任政府一改过去的“战略模糊”转向而为“战略清晰”，台湾必须真诚地面对一个问题：究竟是中美关系好转有利于两岸关系，还是中美关系恶化有利于两岸关系？

　　台湾似乎仍然不可必避免地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前线”，也成为中美棋局棋盘上的“棋子”；另外，台湾一向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谨慎地步步跟随美国脚步，但是每年固定的美国与台湾之间年度例行的军售会议，无异于提供了中国大陆在外交上大动作地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一个年度性、针对性的机会，这也是对中美关系每年一回合的严峻考验（小布什已经宣布不再例行性举行，未来将视需要而召开）。2001年的美台军售会议时间，却又正好碰上中美撞机事件的中美关系低潮期，台湾虽是“两者大之间难为小”，但面对始终不愿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中国大陆，这种武力威胁当然有效地遏制了台湾内部的“台独”势力成长空间，但也使得“一国两制”也没了市场，同时台湾似乎只能别无选择地站到美国的背后。

　　相对于此，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在远东地区包括日本在内的盟友们，不是沉默有若寒蝉，就是试图两边讨好；小布什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台军售态度除了是对美国前述盟友的一种“不得心怀异志”的警告，也是对中国大陆发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对中国大陆的警告」，但恐怕也同时隐含先行抬高身段、筹码，预为两岸“促谈”作准备？

　　尽管包括陈水扁在内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多次清楚地表明，无意与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而且军事采购当然不是台湾防卫保障的唯一途径，但若不能维持台海的军力平衡与稳定，则将不利于两岸未来在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两岸唯有透过“建设性对话”与“关系正常化”，才能确保真正与永久的台海和平。但是，台湾方面发展两岸的所有布局的努力，难道可以脱离美国主导“对华政策”的整体大环境氛围？

　　本文在此借几本美国学者最近的几本有关台湾问题的论作之摘要、译介，对照最近的媒体的评论、网络资料的研析，探讨“美国学者眼中的台湾问题”。之所以有必要探讨“美国学者眼中的台湾问题”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长期存在一种政学交流的机制：今日贵为执政团队之一，来日下野之后转任名校教职、智库研究员继续在专业领域中贡献专长。而对下野者，万莫以失权、失势视之，焉知四年之后他所属的团队不会卷土重来，再次执政？所以对于政党轮替后下野的前执政团队，当留余地来日相见。学者的“书生之见”，恐怕也不能加以轻忽！本文限于篇幅，几本著作只不过占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研究成果的极小比例，但“以蠡测海、以管规天”，仍可见微知着，敬祈学界前辈、同仁指正。

　　一、美国“国家利益”本位是美国学者考量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战后美国的“对台政策”一直是美国整体的“对华（中国大陆）政策”的“依变项”，

　　从而“中美关系”这种“大国外交”的变迁也就制约着“两岸关系”的发展。当然，美国的“对台政策”反过来也对美国的“对华（中国大陆）政策”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两岸关系”的变迁也牵引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但这种“反之亦然”的情形，相对地极其弱势。

　　这并不能说美国对中国大陆存在着“偏好”或“倾向”，这应当是全球和亚洲的地缘政治现实下所不得不的决定。四月份的美国对台年度军售的检讨、研议，亦复如是。这不仅将影响中美关系，而且也对两岸关系将造成相当的冲击。

　　据报载，美国决策核心的内部，在对台军售的问题点上也存在着相当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基于长期、一贯的对华政策之外交考量，一向对台湾态度消极（绝不主动生事），不仅军售如此、领导人出访过境如此、参与国际社会更加如此。除此之外，另外一种反对力量则主要来自学界中的一些相当著名之中国研究学者。有论称之为“亲中派中国通（红军）”，但是形容这些学者为“亲中派”，并不贴切；事实上他们是基于“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的立场，因而在一定认知下作出“向中国大陆倾斜”的判断，很难想象他们会背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对美国政府、舆论界提出任何建言。

　　正确地说，他们应该是“知中派中国通”。以对台军售而言，他们“重中（中国大陆）轻台”，主要认为对台军售将会危害中美关系，其中较知名，而且立场明确的，如尼克森中心（NC）的中国研究部主任兰普顿（DavidM.Lambaugh）,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TNCAFP）、亚洲基金会（AF）也有类似立场的的研究报告。

　　美国支持对台军售者，主要是来自国会参众两院、国防部、舆论界和一部分学界、智库“亲台派中国通（蓝军）”，针对中国大陆军事现代化的进程，衡估维持东亚西太平洋地区、台海军事均势之所需，决定对台军售项目。一般对于台海军事情势平衡的评估，通常都以2005年作为一个“两岸军备是否会失去平衡”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的评估依据通常是着眼于是“美国的对台军售”和中国大陆的“国防现代化”，这两者之间的速度与幅度能否取得平衡？为了避免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此一未来甚具冲突性的发展趋势，有论者以为美国决策人士和民众必须正视中国大陆与俄罗斯新结成的军事轴心及其对西方安全的直接影响，并保守估计前述失衡情况将在2002年下半年对台湾采取行动。

　　用“亲台派中国通（蓝军）”来形容这个群体为“亲台派”，也并不贴切；他们仍然是基于“追求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出谋划策。国会参众两院、国防部、舆论界和一部分学界、智库明显地对目前“两岸军备失衡”的趋势感到忧虑，因而表明将依据其台湾关系法，继续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御性武器”，以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利益——“台海安全”（如果台湾防御能力不足，将会促使中国大陆内部的军方或主张对台政策强硬路线派对台使用武力；反之，如果台湾拥有相当防御能力之后，则可吓阻中国大陆动武，台海安全才能维持，美国才能不被迫介入）。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曾经做出多项赞成对台军售集体决议的国会参众议员之外，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第一副部长沃尔夫威兹（Paul

　　Wolfowitz）均是，另外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等亦有类似“向台湾倾斜”的报告。

　　二、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避免与中国对抗

　　“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要避免与中国进行对抗”，这项基本立场在美国新旧政府再一次经过政党轮替，小布什虽然不会完全地“萧规曹随”、“全盘继受”克林顿前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且尽管中美双方高层也正在借许多事件和场合进行新一轮的探索、摸底，但也无法看出小布什新政府会违背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之一贯性，跳突式的加以否认推翻。

　　1995年、1996年台海情势几度紧张之后，1997年3月31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德国的《星期日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呼吁美国政府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同时要避免同中国进行对抗。基辛格认为，美中之间最重要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如果敌视中国成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我们就将找不到同盟者。基辛格的看法甚具典范性，他的文章重点如下：

　　1．真正的挑战在于，要保卫我们的利益及和平解决，同时又不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对中国来说，台湾不是外国而是一个1895年被日本占领、从而开始了对中国领土蚕食的岛屿。中国对这种被认为是分割行动的反应，犹如当年美国北方各州对南方各州企图脱离美国的反应最后导致美国的内战。对北方各州来说当时涉及的不是自决问题，而是国家统一的问题。

　　2．尽管目前在美中之间存在紧张，但在双方塑造亚洲和平发展方面仍有共同的利益。匆匆忙忙进行对抗不应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美国政策的目标。

　　1997年在香港主权即将回归中国之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在有关台湾问题上，美国政策最重要的因素是不会变的，亦即不能使用强迫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接受一个中国的概念……，关键在于两岸人民得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的歧见。”1997年11月，美中关系研讨会上，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史勒辛格认为：“中国现在和近期内，在军事上尚未对美国构成威胁。将来中国强大了，有力量威胁美国，但中国并非必定对美国采取威胁的政策。中国会不会对美国威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现在和将来如何对待中国。如果美国坚持认定中国是未来的敌人，就可能逼使中国真正成为美国的敌人。”

　　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台湾的比重到底多少？美国对于台湾所带来的问题，其中最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所采取的态度又是如何？1998年3月，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雷克访问台北时，会见台湾高层人士指出：“一、两岸应尽速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对话，且对话应包括会谈内容与会谈本身两个重要层面。恢复会谈，即可使事务性及政治性议题有所进展，对两岸关系及区域性稳定都重要，并可促进双方建立互信。二、有些人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认为美国与台湾、中国大陆的关系会做某种平衡，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国内对处理中国问题和对台问题确有不同意见，‘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与中国和美国关系，并不完全一样。’三、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越好，对台湾更好；因为美中关系好，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越大，美国对台湾的和平政策就更能获得保障。就长远看，中国大陆会更民主，所以时间是站在民主这一边的。”一般认为，雷克这一段谈话的用意旨在提醒台湾当局不要误会美国是在两岸之间采取平行发展的政策，促使两岸复谈的动机也很明确。当然，只要两岸关系不至于出现持续性的紧张或陷于不可测的变局，即一时之间不至于危及美国维系东亚地区和平的战略思维，美国保持对华政策的模糊性即可，不必急于表现出孰轻孰重之别，而相信这也将是美国对华政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发展的主轴。

　　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是，对北京批判性较高的共和党小布什的当选，他可能会使得既有的“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至少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当中比较“迟缓”，小布什的当选很有可能仍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互动会有另一轮新的探索。就以1998年6月的“三不”为例，克林顿和小布什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似乎愈益显明。

　　美国对华政策的“三不”立场，虽是逐步形成的；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无意追求‘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这三项说法却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亲自从他的口中获得表明。除了表达的层级节节升高之外，这对照美国自尼克松以来的“一个中国”对华政策而言，尤其是其中的“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会员资格的国际组织”的“第三不”，绝对不能只是以“既有政策的重申”等闲视之，这应该是一个“新政策的确立”。

　　中国大陆促使克林顿公开表明1998年6月提出的“三不”对台政策，其实是和中国大陆对台湾内部独立意识高涨的疑虑有关的，美国原本可以“一个中国”的“既定政策”加以响应，但克林顿却清楚地向中国大陆倾斜的结果，这和当时台湾当局继而在时间点非常密接的1999年7月突然提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新三不”使得美国丧失过去保持“创造性模糊（constructiveambiguity）”而在两岸关系上维持平衡的战略地位，将“一个中国”附加以“三不”限缩范围后，实益尚且不明，但台湾因之而反弹式地提出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则对原本缓和的两岸关系形势，实时带来重挫。

　　小布什总统上台后，继鲍威尔国务卿重申1982年的对台“六点保证（1982年7月14日，里根政府透过适当渠道向台湾保证，美国政府；一、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二、未同意在对台军售之前，先与北京谘商；三、不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担任调人；四、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五、未改变对台湾主权的主场；六、不逼迫台北与北京进行谈判）”后，再由国务院重新阐释对台政策定位于“一个中国大陆、和平解决、台湾同意”的三个支柱上，不再引述或沿袭克林顿“‘一个中国’附加以‘三不’限缩范围”的政策，显然是回到里根、老布什主政的共和党政府的“克柯林顿时代”，这对台湾而言固然会有“旧情绵绵”之感。但是，中国大陆将会如何应对？深值关注。

　　在前述美国立场“从一度渐趋明确，退为原有模糊”的态势下，2001年3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表示：“邦联牵涉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的组合，本质上不是一个单一主权国家；联邦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的传统和国情。”一般以为，江泽民这次讲话等于是中国大陆当局公开地、正式地否决了两岸未来走向邦联、联邦统一模式的可能性，这相对于中国大陆当局过去迄今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立场，无疑是一大倒退。

　　中美双方不约而同地在对台湾政策立场上转趋保守，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台湾当局不免观风望色，迟疑不前。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以来，台湾有不少论者以为中美关系这一轮的紧张中，台湾可以获利。但事实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不论谁输、谁赢？他们之间输赢的都是台湾，即使台湾获得美国军售神盾的承诺，也很难推断台湾就因此而获益。

　　三、美国学者对台湾政治发展有高度评价

　　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学界对于台湾问题的关注，除了台海安全情势之外，最被重视的莫过于战后五十年来的台湾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过程，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的著作非常之多，共识普遍地予以高度肯定。这种看法，并不会因为这些学者们立场比较“亲台湾”或“亲中国大陆”而有所不同。例如：马若孟在其所著的一本新作中称台湾为“中国第一个民主政治”，并以之为该书书名。

　　1996年3月，乔治亚理工学院国际关系教授高龙江亲自到台湾观察选举之后，将观察结果结集出版为“对峙：中国、美国和台湾的民主化”（FaceOff:China,theUnitedStates,andTaiwan’sDemocratization）一书。1996年台湾的第一次总统直选引发了美中之间的军事摊牌，导致了美国海军自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在东亚的最大集结。高氏这本书第一次探索了这一历史冲突的起源及中国、美国和台湾的三角关系。在分析了引起台湾海峡危机的关键决策和误解之后，作者警告这场对抗可能预示着中美关系冲突时代的到来，这一危机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对美国使用核威胁，也使美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更相信“中国威胁论”。作者还分析了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得失，以及这场危机对中国、美国、台湾、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亚洲国际格局的影响和意义。

　　1996年3月，美国与中国在台湾海峡经历了两国自60年代末有关越南问题以来第一次军事对峙。高氏认为，这场危机具有以下重要的意义：

　　1．它表明，由于一个民主的台湾的出现，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不确定的、不安定因素。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现在以一种直接的重要的方式与这个岛上内部的政治进程联在了一起。通过政治竞争取得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与对台湾的集体变同感密不可分。这一动力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更为有力，它的行动不再会与一个独裁者的梦想有关（就像50年代蒋介石对外岛的政策。）但是，这增加了中美两者国之间的风险。

　　2．1996年的危机表明，中美两国在台湾的不同利益，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战争。台湾的民主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多年来影响的结果，因此，保卫台湾的民主符合美国的观念。这样，美国就面临着风险。中国一直期望通过由国民党继续在台湾掌权的方式实行和平统一，但现在与台湾统治者达成任何协议都不能无视台湾民众的意见。北京“和平统一”的战略遇到了挑战。

　　3．危机对中美两国有关对对方的看法产生影响。冷战结束后，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尽管在美国的民众和领导人中有着不同的看法，但直到1996年初，持“中国威胁论”观点的人仍只占少数。可是，台海危机可能使美国的舆论发生了逆转。中国有许多人曾认为，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对台湾会撒手不管或已经不管了。危机后持这一看法的人少了。这种清醒的意识如能使北京和华盛顿决策时更为现实主义从而避免战争，将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是使中国领导人在下一次对台湾行动时提升对美国的作战准备，那将是一件坏事。

　　4．危机对亚洲其它国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与亚洲许多国家有领土、领海争议。中国的军事力量的扩展引起了这些国家的担忧。危机使所有有关国家担心，中国会使用军事手段达到自己目的。这也肯定会加速区域性的合作以制衡中国。

　　对照“江八点”和“李六点”，其实两者之间在语调上都是温和的，并且都强调增加接触的必要性。通过各种形式的接触可以寻找到共同点，甚至可能“一个中国”的原则和统一的最终目标形成共识。但在三个互相关联的核心问题上，分歧是严重的：

　　1．江要求台湾接受一种附属于北京的地位，李坚持两边平等。

　　2．江要求台湾停止“务实外交”，李坚持北京停止反对台湾扩展国际关系的努力。

　　3．江坚持北京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权力，李要求北京放弃这一权力。

　　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搁置这些争议而寻找共同点，但北京的强硬派反对这种立场，认为这会被分裂主义者和外国霸权主义势力视为软弱和默认“二个中国”、“一中一台”，因此要求采取强硬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在台湾问题上，一般都认为中国大陆的军方主张采取强硬政策。但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轻易取胜使人民解放军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会准备与美国军事对抗吗？对这一问题，高氏的解释是：

　　1．中国的战略思想通常这样认为，正是因为敌人会试图利用中国的弱点，所以软弱的时期需要强硬的政策。通过武力行动表明中国不会因恐吓而示弱，可以制止占有优势的敌人。50年代初参加朝鲜战争、60年代末与苏联对抗等都是例证。

　　2．对抗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它可能制止战争。一种确定的针锋相对的对抗政策并不一定需要军事对抗。中国可以采取战争外的其它手段。中国领导人有将对抗提升至更高的军事层面的主动权。

　　3．中国对威慑的理解是，对被察觉的外国侵略者施以有限打击，可以迫使其改变政策。时机适当的这样的打击可以阻止侵略的扩展，否则会在日后导致更大的战争。

　　根据以上的观点，高氏认为，中国在1995年6月至1996年3月对台湾的军事高压手段，是阻止美国持续扩展的对中国侵略的一部分。通过使美国面对与中国对抗的现实，尽管是间接的军事对抗，通过表明美国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并不能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反华行为，北京企图制止它认为的美国对华侵略。

　　北京在台湾海峡的军事高压的行动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对台湾和美国，它分别有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对台湾的最低目标是迫使台湾中止“务实外交”，最高目标是迫使其接受“一国两制”。对美国的最低目标是，使美国确信在台湾问题上违反中国的原则所要付出的代价，最高目标是劝说其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虽然理智的中国领导人不会赞同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武器，但确有一些人认为，使美国领导人担忧可能发生核战争有利于中国的利益。中国在1995年至1996年之间发出的核信号是为了告诉华盛顿和美国公众中国决心对台湾使用高压手段，美国的干预会导致中美间一场无限制的、代价昂贵的、难以结束的战争。高龙江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的核威胁。

　　事实上，北京的行为以一种1971年以来未有过的方式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了。各国被迫重新考虑长期来在台湾问题上的神圣立场，并得出结论，这些立场并不意味着宽恕对台湾使用武力。一种新的国际共识开始形成，那些先前感到不应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态的国家表态了。由于走得太远，北京触发了对己不利的国际舆论。

　　在1996年的军事行动中，北京对美国和台湾都未达到它的最高目标，但北京确实达到了它对美国的最低目标。在这之前，许多美国的领导人和分析家都认为，北京不会因对台湾使用武力而冒经济发展受损的危险，因为美国的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在之后，这种幻想已不再普遍。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北京不断重申的保卫“主权”的立场。北京还使美国的政策作了有利于它的重大调整。美国允诺既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作为美国的对手，中国还由此加强了它的大国地位。它成功地与美国进行了军事对抗。这一成功增强了主张对美国和其它国家采取强硬的对抗政策的好战者的地位。

　　北京是否达到了它对台湾的最低目标却不太明显。在这之前，台湾许多人尤其是民进党支持者认为，由于两岸的经济联系，北京对台湾动武只是一种恐吓，并被国民党用来作为维持政权的一种手段。台湾以后寻求国际承认的努力可能会谨慎些，而国民党以此争取选票的号召力也小了。

　　但北京取得上述成功的代价是巨大。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对它在两岸关系上故意模糊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美国表明它准备并有能力快速地、有力地进行干预，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北京和平处理两岸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政策的明确有助于增进双方理解，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也使台湾更指望美国的保护，而不利于北京的和平统一战略。1996年危机增加了中国与美国对抗而不是合作的可能性。

　　危机期间媒介的报道，使公众知道了台湾的民主化及其在一个专制的大国威胁下坚持民主的胆量，从而更同情这个小国。这使北京孤立台湾努力更为困难。日本对台湾政策的转变也使中国付出了代价。危机之后，日本开始在两岸关系和台湾的民主化问题上表态，而这是北京以前极力阻止的，

　　在两岸关系上，北京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台湾独立的可能性目前小了，但一国两制的可能性也小了。北京的行为实际上增强了李登辉在1996年大选中的地位。危机也将导致台湾防务的进一步加强，而这之前对巨大的防务开支的批评十分强烈。但是，北京对危机的评价是取得了很大成功，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对这场危机的不同评价是台湾问题最危险的一个方面。外国政府和公众将中国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威胁，但中国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外国对此做出批评和抵制的反应，中国领导人则将此视为对中国敌对的一个证明，由此可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1996年的危机是一种稳定的危机。中国和美国都有认为它们的目标能通过与对方作战达到，也都知道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双方都试图限制和控制对抗。但下一次危机将不那么稳定。北京将预见并做好美国干预的准备。一旦做好与美国对抗的准备，不付诸实施会被看作是领导人不坚强的象征。预见干预是走向预见战争的一步，一旦领导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新的逻辑就起作用了。

　　坚持和平解决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争端可以看作是（美国的）一项政策，而不是利益。政策服务于利益，但并不产生利益。美国在台湾的最大利益不是贸易和文化交流，而是不让在台湾出现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实体遭到中国大陆的扑灭。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应该建立于一个道义和现实的一体化框架基础之上。美国应该使用武力维护在太平洋西岸出现的民主政体。它们的生存在根本上确保下世纪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这个方式使用美国的武力也符合美国的道义原则，并符合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现实以及面对一个强大的反民主的中国这一环境下美国的安全。

　　四、“从模糊到清晰”：美国“不独、不武”的立场始终不变

　　曾经担任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主管国际安全事务，1998年初曾访问台北的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院院长奈伊，在1998年3月8日于《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文认为，应该放弃过去美国所抱持的刻意模糊态度，清楚地宣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美国将不会承认，也不会协助防卫；更甚者，美国将促使其它国家也不要承认“台湾的独立”。他和雷克的看法显然不同，而且也一度影响克林顿政府，他的意见主要如下，认为由于情势改变，美国应该澄清对台湾政策如果美国再继续推行这种刻意模糊的政策，恐怕将引起灾难后果。民主发展是台湾的一项重要成就，但它也为台湾问题带来了与日俱增的不确定因素。1998年11月的一项地方选举中，倾向“独立”的民主进步党打败了执政的国民党，并准备继续向公元2000年的“总统”大选进军；而另一方面，北京则早已经多次提出警告，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他们将使用武力。在1995到1996年的小型危机中，中国大陆针对台湾发起了六次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对台湾海峡的导弹试射，以抗议李登辉进行被他们视为逐渐走向独立的活动，为此，美国还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峡。但无论如何，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反对介入中国对台湾发起的战争。宣布“独立”只能使台湾得到些许象征性的收获，但台湾令人印象深刻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发展，却将因此而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北京早已经明白表示，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他愿意让台湾维持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目前的情况，两岸间除了可观的贸易、投资及旅游交往以外，正式谈判已经中断了将近两年。

　　奈伊提出一项包含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三个部分方案，企图维系一种“动态平衡”的现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在政治上改变上述情势；但是，因长期的政治演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最终将改善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奈伊的这一项包含三个部分的方案内容摘要如下：

　　1．为了保持台湾情势的长久稳定，美国应该明白宣示，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中国”和“不使用武力”。此外，美国也应该表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我们将不会承认也不会协助防卫，更甚者，我们将促使其它国家也不要“承认台湾的独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重申，我们不按受任何武力的使用，因为台湾方面任何一种失败的独立宣示，都将不能造成任何情势改变。

　　2．这项方案的第二个部分涉及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表示，如果台湾方面明确否定宣布“独立”的念头，则北京也将不会反对给台湾更多的国际生存空间。在前述前提下，北京让台湾拥有更多参加亚太经济论坛、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类似机构的机会，这就是说，只要台北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将获得更多在国际上表达意见的机会。与此同时，北京还应该强调，对香港适行的“一国两制”将扩大到“一国三制”，使台湾可以真正维持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3．这项方案的第三部分，要求台北明确表示放弃任何走向“独立”的举动，加强两岸间的对话，并增加与大陆方面的投资与人员交流。

　　这个方案，目前仍仅只是个提议。固然，奈伊认为如此可以降低目前情势的危险性，但如果继续依据美国目前的刻意模糊政策，则结果将很可能是爆炸性的。此外，奈伊认为他的这个提议也提供给海峡两岸一个协商的架构，双方透过实际细节的讨论，可以决定出何者构成“走向独立的一步”，何者是“拓展国际空间”。批评者可能指责这个方案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忽略了台湾人民“自决”的权利，但历史告诉我们，自决既不是一种明确的法律原则，也不是一个举世皆准的道德主张，“自决”甚至经常因此导致灾难，南斯拉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同时维护民主自由与和平，能成为实际决策者面临的真正道德问题，这个方案就是可行的。

　　2001年4月，年度的“美台军售会议”之后，美国公布一项以向台湾出售“至多8艘柴油动力潜艇，四艘基德级驱逐舰，12架P—3型反潜机”为核心的总体计划并宣称“很明显，总统关于对台军售决定是根据他所认为的台湾面临的威胁做出的。而判断那种威胁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军事计划。总统的军售决定显然是同那种威胁相对应的。”“这个决定以他和他的国家安全小组就中国对台湾构成的威胁所做出的评估为依据。这包括中国的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在台湾海峡对岸部署导弹。”虽然，这项计划推迟决定出售包括装备先进的神盾雷达系统的海军舰艇，但对此美国官方仍预留余地地表示：“通常的做法是，台湾总是可以再提出要求和建议。”其后，小布什总统并进一步在2001年4月29日“执政百日”的稍早，表达一连串对台海情势的重要态度：

　　1．美国履行台湾关系法之义务认真、坚决：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女士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声明说：“‘台湾关系法’明确规定美国有义务保证台湾的和平生活方式不遭武力的破环。很明显，他（总统）所说的话表示他对履行这一义务有多认真，多坚决。一个安全的台湾将能更好地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

　　2．美国为维护台湾关系法之精神，武力显然是一种选择：4月25日对美联社表示：“我要说的是，中国必须明白，如果情况需要，我们将维护台湾关系法的精神，他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很清楚地。他们必须明白我们将这样做……中国方面必须理解（武力）显然是一种选择。”4月24日对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4月25日播出）说，“他将‘不惜一切’保护台湾防止中国的攻击”。

　　3．坚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宣布独立不合乎“一个中国”的政策），和平解决分歧：4月25日从白宫现场直播小布什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约翰·金的采访中，约翰·金问小布什，这是否可以说并不构成对以往政策的重大改变。约翰·金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历届总统一直对他们将如何保卫台湾有意含糊其词。小布什回答说：“我认为中国方面必须听到，我们像其它历届政府一样，是一个愿意维护台湾关系法精神的政府，而且我将这样做。不过，我认为重要的是，人们也应该注意到我的政府是一个坚决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政府。我们期望任何分歧都能和平解决，这是我真正希望人们听到的信息……对我来说政策确实没有任何变化。这是其它历届总统说过的，我也将继续这样说。”“我当然希望台湾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宣布独立不合乎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将设法同台湾一起确保这不会发生——我们需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我们国家将帮助台湾保卫自己。我们期待、希望并相信任何意见分歧都将得到和平解决。”

　　4．严肃对待中美关系，对不同意见将划定界线：同样是上述的访谈中，小布什说：“同中国的关系‘困难’而‘复杂’，但美国政府‘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关系。我们将发现我们在一些领域能达成一致，我们也将发现我们在一些领域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将以尊重的态度这样做。有些时候，我们将不得不划定一些界线，我将愿意这样做。”

　　5．保留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权利：4月24日对《华盛顿邮报》（4月25日刊出）说，他计划取消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年度审议。布什说：“我们已经向台湾方面表明我们将不再进行这些所谓的年度审议——我们将根据需要举行会谈。”“很显然，我们保留继续向台湾人提供防御性武器的权利。”

　　小布什的上述说法，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小组主席汤玛斯（共和党，怀俄明州）、刚自国务院退休的芮孝俭（1991至1995年驻节北京）、1985至1989年担任驻北京大使的罗德、1995至1999年担任大使的尚慕杰、1989至1991年驻北京的李洁明等四位前驻北京大使、前任官员与国会议员2001年4月27日在“百人会”年会中相继指出，美国关切台海和平毫无疑问，布什总统也有意传达坚定的信息，但是不能遗漏布什接着强调的“一个中国”、“确保台独不致出现”等语，才能全面理解美国对华“台海部分”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对于改变“战略模糊”而为“战略清晰”，多所疑虑。会中，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则公开批评小布什“尽其所能协助台湾自卫”的宣示，已改变过去“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因应情势的弹性因此受到限制。在里根及老布什政府担任美驻北京大使的罗德也驳斥白宫辩称布什谈话，并不代表“政策转变”的说词。

　　五、两岸关系的定义：“国家内的政体间关系”

　　“分裂国家的冲突：中国和韩国的案例”（ConflictsofDividedNations:TheCasesofChinaandKorea）的作者顾卫坤（音译，WeiqunGu）认为，冷战时期最为引入注目的发展之一是分裂国家的产生，它本身又是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之一。分裂国家中对立政体的关系既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关系，也不同于常见的国内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对此，顾氏以“国家内的政体间关系”概括这一带有冷战时代特征的特殊关系。他认为，分裂国家中两个政府的关系是自成一类的关系，它与一般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都不相同，因此应有一个新的名词来加以定义这种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称之为“国家内的政体间关系”（intranationalinterstaterelationsortranspolitalrelations），它同时既有国际关系，又有国内关系的特征。

　　以现在还存在的两个分裂国家——中国和韩国为例，分析这种政体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分裂国家内的对立政体间的关系发生冲突的三种主要形式是：“军事冲突”、“国家合法性的竞争”和“国际上争取合法性的竞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冲突”，但与上述三种冲突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国家内政体间的关系和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对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甚至生死存亡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这样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沟通政治科学的两大领域（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主题（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并不是不相关的，而是统一的。

　　研究分裂国家中两个政府间关系的学者常常将这种关系要么看作是国际关系，要么看作是国系关系。然而，事实上，这种关系与上述关系都不相同。它不同于国际关系是因为，两个事实上存在的政府通常互不承认对方的正统性甚至合法性，而同时又互不将对方视为外国。因此，与典型的国际关系相比，这样的关系通常不太受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制约。它不同于典型的国内关系是因为，不存在主导两者间关系的共同权威，尽管它们属于一个国家。可以认为，这种关系存在于一种“自然状态”中。通常，分裂国家中两个政府的关系在一个长时段中，要比它们与外国包括那些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上的敌对国的关系更难处理、更具冲突性。

　　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最具可能性、最值得引起注意的前景是综合因素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一种单一因素。这样的情况是：民进党执政并宣布正式成立台湾共和国；岛上出现动乱，台湾本地人与外岛人之间、国民党与民进党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之间以及军队内依据地域组成的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暴力的）升级；发生军事政变，导致台湾政府决策机构迷失方向，并且军队中可能出现分裂或违令；岛上的某些集团请求中国大陆出面干预以恢复秩序；中国大陆确信美国将不会以军事手段进行干预等。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以想象中国大陆会使用大规模军队对付台湾。这样的干预可能会先以海军进行封锁，然后视其效果，或轰炸台湾最终全面登陆，或开始与台湾内部反对独立的政治家进行谈判以解决危机。

　　虽然台湾现有的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质的，但如果大陆出现机会，它是否会完全放弃使用军事手段的选择仍是不确定的，尽管1991年5月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口头承诺无条件的和平手段。1989年6月4日以后，台湾的一些官员在公开场合讨论了发生内战和解放军分裂的可能性。在类似的情况下，台湾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仍是可以想见的。多年以来，台湾都受益于美国的军事支持、武器出售、有关中国大陆的军事情报交换和两国军事机构间的其它往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废除后，除此之外了军事支持外，其余关系仍然延续。由于台湾与美国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仍十分密切，因此，台湾未来对中国大陆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在过去1949到1991年的42年之间，根据顾卫坤的分析，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领导人经常在下列问题目上互相竞争：

　　1．哪一个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得更好？

　　2．哪一个政府继承了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

　　3．如何统一中国？

　　4．谁是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

　　但两者之间究竟是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谁出卖了国家利益？曾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互相争论和攻击的主要话题。随着台湾民主化的进展，国民党由革命型政党转变成为民主型政党，更多的台湾本地人进入权力高层，以及长期的分离和不同于大陆的发展，一种台湾的民族主义正在出现，它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虽然有关联，但却是独立的有自己特征的。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不再诉诸相同的民族主义，双方以民族主义为合法性来源的争执不再尖锐。但在某些问题上，双方的竞争仍将继续，如钓鱼岛主权问题。

　　顾卫坤分析中国大陆的统一政策有以下特点：

　　1．它试图诉诸民族主义，向两岸的中国人强调民族利益的重要性。它认为，如果台湾不响应它的呼吁，就会受到全世界中国人的质疑。但它不理解，台湾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大陆的民族主义，因此它诉诸民族主义的实效是有限的。

　　2．这一政策是非意识形态的防御性的。它并不挑战台湾的现有制度，实际上默认了台湾在社会经济上的相对成功和大陆的相对失败。但它要维持中国大陆遭受权力分配和共产党的权力。

　　3．中国大陆呼吁的统一实际上是松散的联邦，也就是名义上的统一。

　　与“一国两制”不同，台湾的统一方案是“一国一制”。这一制度可能是联邦的，但肯定是宪政的、民主的制度，军队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属大陆的共产党和台湾的地方政府。这是一个比中国大陆建议的要紧密的更一体化的统一政体。但这就意味着，随着两边的高度融合，大陆必须作出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1949至1994年间，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在国际社会上争取合法性斗争可分为如下的三个时期：

　　1．1949至1971年间，美国的支持使台湾在竞争中占上风。60年代末，中国大陆获得57个国家承认，但被排除在联合国外；而台湾获得68个国家承认，并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

　　2．1971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由于进入联合国而占上风，它得到136个国家的承认，承认台湾的国家下降至20多个。

　　3．1989至1994年间，虽然中国大陆仍占据上风，但由于国家环境的变化和台湾战略的调整，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改善。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提升了与它的关系。

　　尽管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对发展与大国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关注，但是许多第三世界的小国、弱国、穷国也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联合国有投票权。在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解决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对第三世界国家都有所忽视，但1989年以后，由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中国大陆加强了这方面的努力，而台湾也由于调整了战略，对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关注。

　　1989年以前，国际环境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命运的变化是更具影响力的因素，但在1989年以后，双方本身的行为则成了变化的主要动力。

　　在中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内正体间关系的事例中，尽管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它们间的差异之处更为重要，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交往模式，以及未来不同的发展前景。不过，顾卫坤认为有两件事对它们来说是相似的。第一，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和韩国自己对它们国家内政体关系的未来将起更大的作用。第二、根据这四个政体内精英的利益、地位和态度，以及它们的文化和历史，中国和韩国可能迟早会统一，而且很可能是和平统一。

　　两岸关系发展的未来前景有如下几种：一、中国大陆继续经济改革，但拒绝在政治改革上迈出大步；拒绝放弃在某种情况下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选择，拒绝公开承认台湾是一个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平等的政治实体。这实际上是维持现状。二、中国大陆开始政治改革；宣布无条件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承认其是一个平等的政治实体，并不阻止其进入国际社会。随后双方举行公开的政府间谈判，建立既不是国际也不是国内关系的临时区域间关系，以待最后统一。三、中国大陆决定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欢迎国民党和其它政党回大陆参加竞选，中国最终统一于民主联邦制。为提出中国大陆使用武力的可能性，是顾氏认为上述三种更具可能性。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一种将主导最近二、三年，第二种可能成为未来五至十年内的主流，第三种的前景较为悲观。

　　如果中国大陆是认真地寻求中国的和平统一的话，达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战略是加速政治和经济改革，以缩小两岸的差距。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尽早统一，并以有利于所有中国人的方式结束冲突。“一国两制”的方案实际上是一个邦联的方案，它可以作为短期的过渡方法但不可能是长期的解决方法。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邦联长期存在的成功事例。

　　六、美国学者非常关注台海情势

　　“变化国际环境中的台湾安全”（Taiwan’sSecurityintheChangingInternationalSystem）一书中，作者希奇（DennisVanVrankenHickey）认为，台湾政府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最关键的问题是重估台湾的安全环境。围绕着这个主题，作者讨论了台湾的安全关注、台湾军队的结构和构成、台湾的防务战略等。并探讨了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变化给台湾带来的机会和挑战。作者认为，冷战的结束以及近年出现的几个长期趋势增强了台湾的安全，然而，中国大陆内部出现的政治发展抵销了国际体系变化给台湾所带来的某些受益。这些政治方面的考虑是1995至1996年间海峡两岸关系恶化的首要原因。

　　台湾安全的衡量基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仍然存在。四十多年来使台湾巨额军事预算、普遍征兵等被认为完全正当的那些主要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冷战的结束给台湾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挑战。近年来，台湾经历了一个质变，成为亚洲少数几个机能上完全民主化的国家之一。它的军队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推行了“精兵”的政策，强调军队的质量（武器及训练）而不是数量，并日益重视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及防卫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与中国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的防务问题要受到公众的监督，并被广泛讨论和争辩。这些争论可能会对台湾安全政策产生真正的影响，台湾的防务政策可能会或者必然会因此作出调整。某些变化会是意义深远的，但仍有待观察。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决策者很高兴地谈论和平和世界新秩序。而台湾则谈论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和权力真空。台湾的决策者不可能急剧地改变现行的防务战略，而是计划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关系，更新武器系统，对面对冷战结束后的威胁和安定。新的武器装备、美国的安全承诺以及台北与北京间的不断增长的联系，将仍是台湾抵制中国大陆侵犯和维护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战略基础。

　　冷战时期北京与华盛顿之间事实上的联盟关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破裂。中美两国现在发现它们在许多问题上利益冲突。尽管双方有高峰会和其它高层会谈，但大多数分析家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两国关系会有改善，中国大陆的分析家也持这种悲观的看法。中国的出版物将美国看作中国未来主要的军事对手，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两国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差异，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是不可能的。

　　中美关系持续紧张对台湾意味着什么？近年来的发展表明，华盛顿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华盛顿不仅对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敏感态度不予理睬（如允许李登辉访美），而且国会和舆论呼吁打“台湾牌”的呼声日益高涨。只要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维持在一个可控制的层面上，台湾当局强调，他们不愿被用作“牌”。他们也十分关注美中关系的急剧恶化会对台湾安全带来的威胁，并表明无意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冷战结束后，台湾领导人不再强调台湾本身武器系统的研制，而是转而向海外购买先进武器。尽管这有些困难，但台湾的官员相信得大于失。外国的武器在几个方面增强了台湾的安全：

　　1．这些武器提高了台湾的防卫能力，从而抵制了中国大陆的侵犯。

　　2．台湾自己制造武器是费钱低效的事情，而向国外购买则价廉质高。例如：向国外购买的战斗机要比“台湾自己的IDF战斗机（世界上最昂贵的战斗机）先进且便宜。”

　　3．向外国购买武器有助于使台湾的实业界相信，台湾有能力防卫自己。

　　4．1996年北京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将使台湾购买更多更好的武器。台湾准备购买美国的潜艇，并对购买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显示出兴趣。

　　台湾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经济巨人，使许多人重新思考有关经济现代化的观点。台湾的政治改革也使世界十分惊奇。无论这些经济和政治巨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两方面的发展都加强了台湾的安全。

　　台湾的经济实力和政治改革使它克服了北京设置的障碍，重新融入了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愿与台湾维持更密切的关系。一些国家愿意卖武器给台湾，另一些国家愿提升对台湾的“外交关系”或批评北京对台湾的武力恐吓。同时，台湾当局在海内外都享有更多的“合法性”。而且，台湾可以成为中国大陆和平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催化剂。许多学者相信，一个民主化的中国会是一个更和平的中国。

　　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90年增强了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务实外交”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台湾对国际关系的新取向在后冷战时代获得了知音。新的国际环境和对国际关系的新取向使台湾在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小的胜利。

　　某些人认为，“务实外交”对减少海峡两岸军事对抗的危险性不起作用。有些人甚至说，某些“务实外交”——如李登辉的“度假外交”和台湾“重进联全国”的请求——只是激怒了北京。但是，台湾当局的官员认为这些批评“毫无道理”，并指出，台湾的“安全”关注不仅仅与中国大陆攻击带来的直接危险有关。

　　“务实外交”在几个方面有助于台湾的“安全”。它加强了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削弱了中国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的主张，抑制了“台湾独立”的情感，推进了台湾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说：“务实外交是国家生存的手段。”

　　冷战的结束并不是导致“台湾独立”倾向增长的唯一原因。其它一些因素——如“天安门事件”、1994年后千岛湖事件和北京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努力——都对此起了作用。但是，台湾当局认识到，新的国际环境正有助手“刺激”岛上的“分离倾向”。近年来国际体系的变化也鼓励了临近的新疆的分离主义情感增强了。北京向该地区调遣了军队，与企图离开中国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维吾尔人发生了冲突。

　　中国境内的分裂主义运动正在发展并获得广泛的支持。但北京不会容忍建立“独立”的台湾、西藏或新疆共和国。事实上，“台湾独立”现在被认为是中国面临的四个主要威胁之一。随着“台湾独立”倾向的增强，中国正改进它对此作出反应的能力。

　　冷战的结束加速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亚洲的军备竞赛。这两者对台湾的“安全”都是一个挑战。研究表明，在军备竞赛与战争爆发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亚洲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可能会以武力解决有争议的领土争端。台湾对这种冲突的前景十分警觉，认为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及南中国海的武力冲突对台湾的“安全”都是一个威胁。

　　中国大陆军事能力的发展对台湾的“安全”也是一个威胁。虽然北京正在增长军事力量可能不是直接针对台湾的，但它削弱了台北对北京的防卫能力。台湾官员对中苏恢复军事合作及其对“台湾安全”的意义特别不安。北京先进的苏制SU—27型飞机要比台湾的F—5E、F—104和IDF飞机更强。而且，从莫斯科获得的飞行中加油技术使北京能扩大它的航程，即使在四川和北疆的飞机也能对台湾构成直接的威胁。

　　苏联的崩溃也在其它方面危及台湾的“安全”。在中苏冲突最严重的时期，解放军面对着苏军约四十六个师近百万兵力，以及部署在中苏边境的导弹和轰炸机。台湾的官员担心，苏联威胁的减弱会使中国大陆将它的部队部署于其它地区。因此，后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对台湾的威胁不是减少了，而是加强了。台湾的官员认为，北京已经将它在北部边境地区的部队调遣至东南沿海地区。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股新孤立主义情绪正在增强。与此同时，美国正减少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而更强调经济利益。这些对台湾将意味着什么？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反对派遣美国军队帮助台湾抵御来自大陆侵略。台湾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只有39%的台湾人相信美国人会派军队帮助台湾。台湾当局的官员认为，台湾必须准备自己防御自己，而不依靠美国的支持。台湾的官员对美国减少其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忧心忡忡。在未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中，美国很可能会在贸易问题上采取更为严厉的举措。台湾的官员担心，经济上持续紧张的关系会最终危及台湾与美国的紧密关系。由于台湾在防务上极大地依赖于美国，与美国在贸易方面的紧张关系将使台湾的“安全形势”更为复杂。虽然冷战的结束和一些长期趋势有助于加强台湾的“安全”，但并不能确保台湾的“安全”。海峡两岸非经常性的冲突是可预见的，其中某些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是只要台湾不主张从中国正式分离，并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中国大陆，海峡两岸的冲突净维持在一个可控制的水平上。

　　至于台湾的“长期安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可能会因形势而作某些微妙的调整。但美国不会改变它对“台湾安全”的根本立场，即遵循台湾关系法的条文，向台湾提供对其自卫必须的武器。进而言之，尽管国际体系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应改变它对台湾前途的政策，它应继续反对卷入与中国的“统一”或台湾的“自决”有关的问题。对“台湾安全”和未来的政策，虽然是含混的和模棱两可的。但符合美国在后冷战时期的利益。

　　七、结论

　　从来两岸关系形势，始终一方面受到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也都是两岸内部政经情势变迁之延伸而交互影响。中国大陆进入新一轮权力交接的布局，为了免于被评价为一个“软弱”的国家领导人，面对中国大陆普遍的反美情绪，中国大陆加强对台湾压力的机会的可能性，将可预见。但是，打开两岸当前僵局也并非一筹莫展，以下意见祈请指教：

　　1．厘清2001年3月，辜振甫先生在海基会举行第四届董监事第六次会议的讲话，“究竟是‘个人意见’，抑或是‘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有意作为’？”：2001年3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公开指称，他所认知的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并不是指我们不谈一中的问题，而是当时两岸会决定搁置一中争议，务实开展各项事务性对话。辜振甫这段谈话究竟是他的“个人意见”，抑或是“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授意”？台湾新政府能不能以公开正方式表明：“立场和辜振甫一致”、“蔡英文主委在立法答询时引述辜振甫谈话，并表明立场一致”等。准此，台湾若能回到“两岸两会十年来交流的‘既有基础’（简称‘既有基础’）”上，但台湾不言明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大陆也可以顺着自己的“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进行复谈、协商；这就是以“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或甚至是搁置“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改以“两岸两会十年来交流的‘既有基础’”称之，以深富两岸中国人的智能、涵养之“创造性模糊”来暂时梳理纷乱的两岸关系。

　　2．不掌握时机，辜汪会谈或许可能成为“历史绝响”：现在的两岸关系，在时间上因为辜、汪两位老先生年事已高，却不能在短时间之内理构“两岸制度化协商管道”；在议题上因为陈水扁主导的“务实转型”路线，同时遭遇“外源性冲突（中国大陆尚难接受）”、“内源性冲突（党内派系、基本教义派支持者的异见）”，彼此互信不存，一时之间无法开展新格局；在节奏上两岸之间，两岸“你来我往”的互动虽能自制，但从“台湾立委选举”、“中共十六大接班”等一连串可能插枪走火的大小危机经常存在，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跟着难以化解。目前根本就没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做法、建议，坐困愁城，切缺具体做法，两岸关系不会因此自行变好！

　　3．汪道涵先生“八十六字”的深远意义：汪道涵先生曾经提出“八十六字”，两岸应该予以正视；大陆权威的意见阐释说，“一个中国的分治”这句话中，“一个中国”是“前提”，“分治”则是“现实”。不用“分治的中国”，怕的是结果成了“两个别国”；用“一个中国的分治”，而不称“分治的中国”，乃前者实就是“一国两制”的另一种宽松的表达形式，不称“分治的中国”，是因如此提法实无异于“两个中国”，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当然，也可以说“一个中国的分治”是“用你们台湾的语言”来诠释大陆“一国两制”的概念。“共议统一”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这个议题不能用强加于台湾的方式为之。

　　4．中国虽公开肯定“国统纲领”，但拟以“香港模式”实现“三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将仍然坚持“一个中国”这个“名分秩序”，不会退让。2000年11月，前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转任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及在珠海举办“两岸关系论坛”，当时唐树备本人与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在会中一方面肯定“国统纲领”，但也一方面拟以“香港模式”实现“三通”；最近，2001年4月，钱其琛公开提到：“把两岸三通看作一个国家内部事务，即可以用民间对民间、行业对行业、公司对公司协商的办法，尽快地通起来”，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得“三通”不受“一个中国”的争议等政治面的干扰，早日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两岸两会交流十年来的“既有基础”、“制度化交流机制”受到冷落、架空。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岸两会复谈无法期待；若伴随“入世”而来的“三通”有关议题，迫切至一定程度，中国大陆将主导两岸互动以“香港模式”为之，台湾不得不被迫接受，相当程度地受制于人。

　　5．抓紧目前的机遇，理性控制双方“你来我往”的节奏：所有两岸关系问题的铺陈与解决，都可以是两岸关系一回又一回的“你来我往”；关键就在于这“你来我往”的节奏，是否能够受到双方面有意识的理性控制，乃至于互相配合？双方如果能“你慢慢来”，而“我慢慢往”，节奏越慢就越不容易出差错。“台湾之父”传位给“台湾之子”后，中国大陆现在是“听其言，观其行”，但是台湾至少应该响应以“陈不做，吕不说”，让事情冷却，可惜台湾的新政府为什么老是不想踩踩煞车？

　　6．两个“紧张期”之间是一段“和缓期”：每到台湾和美国选举总统的“大选年”前后，就是新一轮“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紧张期”；但是，两个“紧张期”之间的却是一段“和缓期”，眼前这段“和缓期”正在悄悄地流逝，如不能有所为，当为两岸同悲！自1998年以来，两岸两会对话中断后，如欲再重新开始，根据过去的经验少说也要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这段时间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陈水扁想要连任，也必须对台湾政经问题的源头——“两岸关系”，交出一张成绩单。算一算，2004年3月竞选连任之前，但是两岸关系议题毕竟有限，除非在2003年年终以前交出“三通”成绩单，否则会因为交白卷而落选。而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交出“三通”成绩单，2002年就必须先期让两岸关系“暖车（warmup）”，当然这将更是关键的一年。目前看来，还有任何其它比“辜汪会谈”更好的“暖车”方法吗？根据过去经验，1998年6月，中美之间的“克江会谈”是成功的；从而1998年10月，两岸之间才会实现“辜汪会谈”。这个过程与结果，既是中国大陆“大国外交（其实是‘元首外交’）”、“以美制台”的对台根本战略，也是美国有意“促谈”的一项产出。现在，小布什公开表明2001年10月将往访北京，小布什目前一连串看似对台友好的谈话不过只是要和中国大陆上谈判桌前，抬高筹码的架势而已，台湾应会在这之后，清楚感受到来自美国的“促谈”压力。2001年10月的“布江会谈”后，12月台湾“立法院”的换届改选，政党政治势力版图即将改写；明年开春过后，“行政院”跟着改组，新人新政或许能重开辜汪会谈的新局吧？

　　7．辜汪会谈重开意味着“江八点”的阶段性成功：以汪老在中国大陆学问修养之丰厚、人脉地位之崇隆，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左右，汪若尚且不能去，几年后恐怕也没有人去得了。国家主席江泽民理论上的任期，到2002年只剩两年不到的时间，江如果不能于任内藉汪访台之行立下两岸关系的初步框架，则他的继任者就更加无此能力。汪如果因为“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而至今不能来，势必将使得“辜汪会谈”成为历史绝响；汪放弃了这个“直接面向台湾人民，当面向李登辉、陈水扁说不的机会”，也就意味着中国大陆放弃了汪可以来台扮演“北京的超级助选员”、“和平统一使者”角色的努力。汪个人对台事务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固然会受到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涉台系统也将在决策体系中式微，乃至于对台政策决策核心移转于军方，从而影响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情势。2002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新一回合中国大陆权力移转继承过程中，会否因为“江八点”无法取得一定程度的阶段性成功，从而对江的“权力分配者”地位带来负面影响？深值观察、注意。

　　8．台湾下一任“总统”未必就会更好：中国大陆方面不能感性地掌握台湾人民群众对李登辉的爱憎情绪，却常见将台湾人民对这一个头面人物的“拥李”、“反李”情结和“统独意识”混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可能的“误区”，例如：从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北京对“宋张配”果真当选，两岸政治僵局短期内仍不易解开，“对抗性”或许会因为前述的偏好而有所降低，汪辜会谈也应可在选后重启，但指望两岸关系马上回到“一个中国原则”则不免太过乐观。中国大陆在陈水扁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任总统之后，一直以“听其言，观其行”的消极态度面对这个台湾内部的政治现实，除了迄今没有转变的迹象之外，甚至有“下一任会更好”的期待倾向。中国大陆不愿意和现在在位的台湾当局领导人交手，政学界人士都非常一致地关心类似“连战还有下一次吗？”、“宋会否以‘连宋配’赢回政权，‘用四年副总统、换得八年总统’，两岸关系得到二十年的缓解？”、“国民党的‘连马配’会不会成型？”、“‘连胡配’会不会是国民党‘连马配’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宋楚瑜东山再起的希望有多大？”等类似问题，显然是把希望寄托于2004年这个不可知的未来。姑且不论这个希望将来会否落空，这却已经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失去了眼前至少三年多的时间，两岸关系在这段时间中前景更不确定。

　　9．“台独路线务实转型”已是陈水扁大陆政策的主轴：陈水扁的“三一八当选感言”、“五二○就职演说”、“双十演讲”、“跨世纪谈话（统合论）”共四篇有关两岸关系的重要谈话，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有关两岸关系的重要谈话都围绕在“台独路线”的“务实转型”这一条主轴之上，陈水扁正在主导一条在台湾内部的统独光谱位置上已经明显向中间位移的政策路线，这个“非台独化（降低台独色彩）的务实转型”是陈水扁同时化解民进党内部“内源性冲突”、降低两岸之间目前“外源性冲突”的重要步伐。尽管陈水扁的善意应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来自他身旁的领导团队中的杂音经常令人感到错愕不已：在中国大陆的眼中，陈水扁恐怕不只是一个“少数的总统”，同时更是一个“内部整合不全的总统”。中国大陆应该整体观察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任期开始的一年中所作的努力，公正而正面地给予一定的肯定评价，一味地负面批评对两岸关系并无助益。陈水扁的当务之急是努力地整合党内派势力、修明台湾内政让自己的民意支持度不断提高，并且在第一个任期中一直保持支持度在相当的高度，一方面让自己有机会连任成为实质的“多数总统”，另一方面让自己在两岸关系上有机会、有实力上谈判桌。

　　10．陈水扁成为“台湾尼克松”存在一定程度可能性：陈水扁也是当前台湾内部在“客

　　观上最有期待可能性”成为“台湾尼克松”，与北京完成“关系正常化”，同时又能获得台湾大多数人民信任他不会“出卖台湾”者。这种正面的解读，值此困顿之际亦不应忽视！但是，新当选的陈水扁没有“接不接国统会主委”的问题，只有“废不废”、“修不修国统纲领”的问题，这是国统会的组织法规所明定的，一旦陈水扁当选并就职的那时起，陈就“已经是”、“当然是”主委。陈水扁过去在民进党内公开提案不让黄信介去当“国统会”的副主任委员，因此自己必须借着“接不接”这件事情来抛出一个议题，来为自己“解套”。另外，有人批评阿扁靠新建一个“跨党派小组”来“架空”“国统会”，其实这也未必，因为他也可以藉此来“转型”，从“台独路线”转型到真正的“新中间路线”上，这是比较乐观的看法。大多数北京人士的看法可能认为，陈水扁骨子里头对“台独”有特别感情，但他搞不清楚自己是靠“新中间路线”还是“台独路线”来当选的？明明是“新中间路线”淡化了他的“台独路线”色彩，加上人民对黑金的厌恶、国民党的分裂，让他执政的，但是他却不能抛开自己的票房毒药，可见“台独”才是他的“心灵原乡”，北京对此当然是没有任何期待，这种疑虑是两岸关系最大的负面因素之一。

　　中国网200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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