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共识(一)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破坏了两岸授权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使原拟于1999年秋天成行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下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访台计划流产，两岸关系继李登辉1995年秋天访美之后再次陷入僵局。2000年3月18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先为台湾当局的新领导人。由于民进党“台独”立场和陈本人的“台独”主张，两岸的政治僵局不但时一步恶化，而具浮现出严重危机。尽管如此，祖国大陆出于对台湾问题大局的能力和信心，对台湾新领导人采取了“听其言、观其行”的政策，警告“台独”势力不得采取极端行动，从而稳住了台海地区局势并为两岸僵局的转圈预留了时间和空间。大陆的这一政策体现了其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出于同样的目的，本文试图探讨突破目前两岸政治僵局的可能途径。
　　一个中国原则是突破僵局之基础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政府对台政策的基石。两岸政治僵局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回顾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史，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尽管两岸经历军事对峙并多次发生严重冲突，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斗争围绕在谁代表这个中国问题上，是中国内战的延续。台湾没有一条法律表明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分裂，台湾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存在着所谓“两个中国”。在这一共同政治基础上，大陆的海协会和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以下简称海基会）在1992年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个中国原则共识，排除了两会开始接触和会商以来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很快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并为海协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1993年历史性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然而随着李登辉更为露骨地推行他的分裂、分治路线，台湾当局逐步篡改、背离了1992年共识，单方面、简单化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企图迫使大陆接受其对于一个中国做出“开放性”的解释，从而使李登辉“合法”地公开鼓吹他的“两个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两国论”等分裂国的主张。台湾当局的新领导人则不顾事实公然否认1992年共识，声称1992年达成的是“没有共识的共识”。（1）虽然1992年两会共识已被李登辉和台湾新汉局蜕变为两岸争议，但1992年共识对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上，海协会抱着解决问题的诚意，经过和海基会的谈判和让步达成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来之不易。从岛内各党派的统“独”立场看，1992年共识是除民进党之外的台湾主要政党和主流民意可以接受的突破两岸僵局最现实的途径。主要的障碍是民进党内的“台独”原教旨主义者。但他们不可能永远阻挠台湾主流民意的伸张。因此，本文将对1992年两会达成共识的过程做历史的回顾和评析，希望从中能够看到两岸回到这个共识的必要可能。
　　1992年两会协商之回顾
　　1990年11月21日台湾海基会成立，于次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台湾当局成立这一“民间中介机构”的原因是，自1987年11月2日开放大陆探亲之后，两岸间的往来日趋频繁，也衍生了许多问题，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又无法立即抛弃，因此有意设立这一民间单位来解决当局不能直接出面处理的问题。（2）1991年12月16日大陆成立了海协会，其宗旨是为了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海协会亦把解决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视为其“授权进行的重点工作之一”。（3）
　　北京商谈。出于共同愿望，两会于1992年3月下旬在北京进行了首次事务性商谈，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两项议题进行工作性商谈。
　　两岸就交流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接触和商谈后即发现，虽然双方商谈是事务性问题，但要顺利地解决问题，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首先明确：两岸间的事务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
　　1991年4月28日，当时的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陈长文率海基会首次访问大陆。4月29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在会见陈长文时，授权提出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是：“在处理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行为。”11月3日至7日，陈长文再次率团到北京，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犯罪活动问题进行程序性商谈。在商谈中，唐树备再次希望海基会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争取双方达成共识。双方首次讨论了在事务性商谈中坚持个中国原则的问题，但未能达成共识。
　　1992年3月22日两会北京商谈开始后，海基会和它的上级关台湾的“大陆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陆委会”）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文书使用等问题会谈的“技术性事务无关”，（5）此外，台湾方面开始还坚持使用“文书验证”的措辞，搬用国家间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做法来处理大陆公证书在台湾的使用。关于挂号信函的查询、赔偿问题，海基会开始的用语是“开办两岸间接挂号信函的查询补偿事宜”，并援引国家间通邮的做法，坚持两岸的邮件往来是“间接”的，查询和补偿海基、海协两会来处理，而不是由两岸邮政部门直接处理。海基会代表许惠祜（时任海基会法律服务处处长）的解释是，台湾当局实行的是和大陆“官方不接触”的政策，“两岸发展情势还不到直接通邮的阶段”。（6）海基会的这些做法和主张明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时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在北京商谈结束后于3月30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大陆的立场。他说：“双方分歧的关键在一个中国的提法上。我们认为，一个国家里不存在文书使用困难，也不存在挂号函件查询问题的。现在，由于现在两岸没有统一，所以首先应明确我们商谈的或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众所周知，国共两党 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方面通过的有关统一的文件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既然是双方的共识，为何双方不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两岸具体事务性问题呢？一个中国问题不应成为双方会商的困扰。”他还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和海基会讨论政治问题，我们只是要个事实，就是只有一个中国。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我们并没有准备也不打算和海基会讨论。两岸没有统一，但我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原则我们是坚定不移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来表达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愿意讨论。”（7）
　　对于北京会商的结果，时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马英九对于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文书使用、挂号函件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感觉十分遗憾”。然而他重申，“我方本来就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认为，“经过此次协商，两岸的意见已逐渐拉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下一步的商谈，他表示，经内部协商后将和海协会联系。（8）唐树备则认为，工作商谈“是有成果的，双方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但由于时间比较短，双方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这是自然。我们期待着双方在方便的时候进行进一步的商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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