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务实外交”综评(二)

　　二、“务实外交”内容及特点李登辉从蒋经国时期的“弹性外交”过渡到1990年开始推行的“务实外交”，用了一年多时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务实外交”不仅在内容上有别于蒋氏父子的对外政策，而且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并进而使两岸关系向冲突化方向发展。李登辉“务实外交”与蒋氏父子对外政策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谋求“双重承认”
　　蒋氏父子主政台湾时期，采“汉贼不两立”政策立场，以“你来我走”的办法处理其“正式外交关系”。然而，到了李登辉时期，这一政策立场被抛弃，代之以所谓“双重承认”目标的追求，企图通过同与祖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复交”，达到确立其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目的。1988年间台湾当局即对“双重承认”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并着手推动，该年10月设立了有新台币300亿元的“海外经济合作发展基金”，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双重承认”即是该基金的其中一个目标②。1989年7月22日台湾当局宣布同祖国大陆有外交关系的格林纳达“建交”，制造所谓的“格林纳达模式”，并企图向国际社会推广。但不久，中国政府即宣布与格林纳达中止外交关系，首次粉碎了台湾当局“双重承认”的美梦。对此，台湾当局继续进行有关活动，于1989年10月至1990年11月，先后与利比里亚、伯利兹和尼加拉瓜“建、复交”。不过中国政府先后中止与上述国家的外交关系，使台湾当局“双重承认”图谋未能得逞。同时，台湾各界对当局的“金钱外交”提出强烈批评，台湾当局被迫调整“外交”策略，将对外活动重点转向中大型国家，并对将与之“建、复交”的小国进行所谓“效益评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美国于90年代初开始对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重新进行评估，国际反华势力则竭力鼓励台湾当局以“分裂国家模式”处理两岸关系。在此形势下，台湾当局对实现“双重承认”显得更为迫切。90年代前期，台湾当局几乎年年从祖国大陆邦交国中挖走一至两个国家；而对其将与祖国大陆建交或复交的“邦交国”，也不放过自认为可以获得“双重承认”的机会③，南非即是台湾当局曾竭力谋求实现“双重承认”的国家。然而尽管台湾当局对南非进行种种利诱，台、南“断交”的态势却不可逆转。1996年11月27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宣布将在一年后与台湾“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台湾当局以软硬兼施的办法挽回“邦交关系”亦未能奏效。1997年底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台湾当局被迫首先表示与南非“断交”，这一举措其实象征着近10年来台湾当局所追求的“双重承认”梦的彻底破灭，亦是台湾当局在非洲地区“建、复交”活动走下坡路的开始。1998年，台湾当局“邦交危机”频传，该年它接连失去4个“邦交国”，其中3个就在非洲地区。
　　（二）推动“参与联合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以所谓“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代表”的身份，占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经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多年努力，1971年第26届联大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所有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之唯一合法代表，并将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及其一切与之有关的组织。此后，蒋氏父子主政下的台湾当局虽对参与民间性国际组织采取“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但对官方性国际组织则采取“一国一席”的政策立场。李登辉上台后，在加入官方性国际组织问题上，逐渐采取“一国两席”或“双重代表制”立场，以从另一个角度达到确立其与祖国大陆“对等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的目的。李登辉刚上台，就对参加国际组织与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碍于其权力地位未稳固和其它因素，只得将有关活动集中在经贸性、功能性、区域性以及民间性国际组织上。对民间性国际组织，台湾当局订立了“广泛参与”的原则，并对联合国周边组织进行试探性活动。鉴于冷战结束初期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和国内争端以及安全问题上的作用增加，台湾当局出于提高其“国际地位”考虑的同时，企图通过“参与联合国”，以达到借联合国制约中国大陆对台用武的目的。而当时在台湾加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等问题上，均获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台湾主要政治势力在推动“务实外交”问题上渐获共识，这些因素均加速台湾当局将挤进联合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的步伐。1993年1月下旬，台“外交部”公布“外交政策白皮书”，公开宣称加入联合国是今后“外交工作之重大目标之一”。该年4、5月间，李登辉公开表态“要积极争取参与联合国”，并使其“在两、三年内成案”。台“外交部”和“行政院”相继成立“参与联合国策略小组”和“参与联合国决策小组”，筹划有关方针和活动对策。同年9月，台湾当局通过中美洲7个“邦交国”在联大提案，要求设立“特别委员会”研究台湾“会籍问题”。提案接连三年遭到联大总务委员会的否决。1996年台湾当局干脆通过“邦交国”要求“检视”联大2758号决议案。此后，台湾当局的提案活动日益暴露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1998年提案称，“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声称代表全中国，只寻求代表台湾的2180万人民”。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台湾当局迫不及待地在该年的联大提案中塞进了“两国论”的内容。尽管台湾当局使出浑身解数，其推动“参与联合国”活动却一再遭到挫败。
　　（三）大搞“元首外交”
　　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逃台到1988年，台湾最高领导人出岛进行访问活动一共只有两次，一次是1949年7月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另一次是时任“总统”的严家淦于1977年访问沙特。李登辉上台后醉心于“元首外交”，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并彰显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因此，“元首外交”即成为“务实外交”一个较为重要的内容。12年中，李登辉共有6次出岛活动。1989年3月6－9日，李登辉以所谓“台湾来的总统”之名对新加坡进行访问。这是李登辉继任“总统”之职以来的第一次出岛活动，因而被其视作抬高个人身价之机会，也是其企图推动有别于以往的“弹性外交”的一次尝试。但是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并不全然如愿，新加坡方面称他为“台湾来的总统”，李登辉对此表示“虽不满意，但能接受”。90年代中期，“务实外交”全面铺开，“元首外交”更是李登辉所竭力推动的重点，只要能走出去，名义可以五花八门。1994年2月9-16日，李登辉以“度假”名义对菲律宾、印尼和泰国进行“非正式访问”，企图为其“南向政策”造势，谋求出席该年在印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非正式领袖级会议，并为今后访问美国、日本等国铺路。1994年初在岛内盛传梵蒂冈和南非将与祖国大陆建交的情况下，李登辉于5月4-16日到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南非、斯威士兰等国进行“固邦”活动。李登辉利用这次活动争取“过境”美国，以试探美国对其“元首外交”的接受程度。鉴于事态的严重性，祖国大陆不得不展开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这一斗争使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回复到“一个中国”政策上，并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的角色。此后，李登辉出访“无邦交国”相当困难，多年来所谋求的访问日本之行更是难以实现。1997年李登辉为在中美洲“固邦”并显示其能“走出去”，再次祭出“元首外交”。该年9月4-19日，李登辉到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巴拉圭访问。这次为“太平之旅”的“元首外交”是其在任的最后一次外访活动，它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金钱外交”色彩，反映出台湾当局与该地区“邦交国”关系的脆弱性；“金钱外交”也引起岛内强烈的反对声浪，使李登辉此行的预期目标与实际效果出现较大落差。综观李登辉的“元首外交”，以“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为导向，从其“破冰之旅”到“护盘之旅”，愈益走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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