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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相声——“造火车”与挠痒痒

2011年09月19日 09:32:00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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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马屁精》剧照 

  看似独立的8个相声段子丝丝相扣,共同讲述了一个跨越百年沧桑时空、曲折离奇的轮回故事。时间、地点、情景、人物、语言,繁复巧妙地对比着、交错着,不同的片段其实血脉相通、浑然天成。

  谈起《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这种布局,台湾相声瓦舍的“黄金搭档”冯翊纲与宋少卿,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传统的相声像是造轮船、飞机,而台湾相声则是造火车的思考方式,每个段子都是可以拆下来的。”

  但同时,拆下来的“车厢”总是属于一列围绕某个主题运转的火车,看似形散,实则神聚。2002年的大陆春晚舞台上,台湾艺人倪敏然表演过相声《谁怕贝勒爷》,反响热烈,据说就源自于《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这出剧本的片段。

  在观众的印象中,一左一右,一捧一逗,段子与段子互不关联,才是传统相声里逗哏捧哏的搭配标准。你见过相声一场一场串着说,三四个小时不换人的吗?而观众竟不以为忤,可以从头笑到尾。这就是台湾的相声。

  台湾的相声怎么看起来更像戏剧呢?

  一方面是“台湾相声的传承过程跟大陆不同”,学戏剧出身的冯翊纲表示,另一方面,“严格说,台湾没有相声,我们都是演话剧的相声爱好者,将相声元素借来演话剧,算是对传统相声的创新。”

  这种创新并非先知先觉,背后充斥着传统逝去的惋惜和救弊重振的努力。

  “1983年我刚从美国回台,想买相声唱片听,从商店老板脸上茫然的表情上我得到了相声已经消失的回应。1985年,我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创作了《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就是用相声说相声的事情。”台湾导演赖声川回忆说。经过他们的重新创作和剧场挽救,台湾的相声“枯木逢春”,死去的东西重新流行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相声的复兴切合了社会大潮中岛内人的心态。上世纪80年代,台湾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化,很多类似相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消失,有人免不了怀旧。风行的琼瑶电影热慢慢退去,年轻的导演们开始寻找他们那一代人的文化根源:赖声川在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侯孝贤在拍《童年往事》,杨德昌在导《恐怖分子》。无论是对台湾乡土生活的寻根还是城市人的精神状态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创作好像是长期压抑后的一次爆发。

  除了幽默、怀旧与寻根,相声这一艺术形式不再是束缚创作的形骸,还承担了更深沉的思考。

  在大陆知名的台湾相声《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围绕“中国现代史”的中心话题,透过调笑和嘲讽,反省当代中国人为什么活成今天这样。 之后的台湾相声大多沿袭此剧的风格,如《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就表达出在世纪更迭之际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审视与反思。再如《东厂仅一位》、《大唐马屁精》、《模拟状元考》等,其引人深思的包袱笑料,都抖在了历史文化的积淀之上,挠到了时代社会的痒处。

  随着两岸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今天要在大陆现场欣赏台湾的相声剧,也不再是什么难事了《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就曾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连演5场。其后的《这一夜,Women 说相声》以及最新的《那一夜,在旅途中说相声》等,更是广受大陆观众追捧。

  有意思的是,赖声川的相声剧在台北演出时,和在深圳、上海、长沙、杭州、北京演出时比,可能只改变几句台词或几个字眼而已,但一样能逗引的台下观众会心大笑。一样的文化传承,类似的社会语境,使两岸间关于相声的审美认知相差并不多。

  大陆的相声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发展过程,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热闹和90年代与喜剧小品的“龙虎斗”之后日渐沉寂,近年随着郭德纲等中生代演员的声声鹊起,传统相声又开始勃兴,日渐回归市井本色,许多藏在老百姓人堆里的鲜活“笑料”被重新发掘出来。

  “他们侧重时政,而我们侧重民俗;他们是学院派,有文化韵味,而大陆相声更平民化,更通俗。”大陆相声演员常宝华认为,“相声究竟怎么说,怎么演,相声的本质是什么,特殊规律是什么,表演的元素、规范和程序是什么,这都是我们两岸同行要不断去深入交流的问题。” 

  已在大陆拜师的冯翊纲表示,自己从小就很喜欢传统相声,他评价郭德纲的作品虽然大多数是现代素材,但有传统的影子在里头。“我很支持德云社让相声回归剧场的举动。”

  这不禁让人好奇,如果有一天冯翊纲和郭德纲同台,他们会说些什么呢?(任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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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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