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豪门就因为其显赫的地位而受到普遍关注,家族内部的纷争尤其让人们津津乐道。台湾豪门也不例外。
王永庆家族围绕继承权引发了很多纷争
台塑王家可称得上是台湾的豪富之家,其灵魂人物王永庆多次被评为“台湾首富”。他先后娶了三位太太,大太太是童养媳,未能生儿育女;二太太生有两男两女;三太太李宝珠生有5朵金花。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个大家族内会存在多少矛盾,尤其是在继承权问题上。
长子王文洋本是王永庆最看好的继任人选。他学识丰富,精明能干,13岁时与姐姐一同远赴英国伦敦求学,年仅17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伦敦帝国大学就读物理系,20岁拿到大学文凭。在英国留学期间,王文洋结识了大他4岁的台湾女子陈怡静(原名陈静文),并喜结连理。毕业后,他先是带着妻子同赴美国打天下,后于1980年回到台湾,从台塑最基层干起,一步一步走向公司管理高层,并深得王永庆的赏识。种种迹象表明,王文洋接班几成定局。
但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爆发的“吕安妮事件”最终使王文洋黯然离开台塑。吕安妮本是一个女明星,后与王文洋相识相恋,随即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绯闻风暴”。在这起纷争中,王的妻子陈怡静以超乎常人的容忍,咽下了所有委屈,这使她赢得了王永庆的尊重。自始至终,王永庆都站在儿媳妇这边,拒绝接受吕安妮,而且一再要儿子拿出实际行动,表示悔过的诚意。所谓的实际行动之一,就是与吕安妮做个了断。但是王永庆没有想到的是,王文洋和吕安妮对这段恋情都相当坚持。为了让王永庆接受自己,吕不仅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而且还执意生下与王文洋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王永庆公开宣称“传贤不传子”,将儿子赶出台塑。
从表面上看,王永庆把儿子赶出集团是为了维护儿媳,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其中牵扯着复杂的家族关系,很可能是三娘派系为争夺继承权而向二娘派系发起的一场斗争。王文洋说:“‘吕安妮事件’真的严重到台塑必须把我免职吗?我和吕安妮交往,完全没有违反公司的任何章程规定,不可能严重到把我免职。这中间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大家应该很清楚。”
到目前为止,王家内部的矛盾不仅没有化解,反而越来越深,王文洋办公室失窃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离开台塑后,王文洋在南亚公司(台塑下属企业)仍保留一间办公室。2000年10月,他发现自己办公室的柜子和办公桌都被他人动过,珍藏的名表以及现金和外币不翼而飞。警方通过监视录像带发现,窃贼竟是公司高层简泽民。简泽民的母亲与“三娘”李宝珠关系密切,因此很多人分析,这决不是普通的盗窃案,很可能涉及王家内部恩怨。王文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简泽民根本就不缺钱花,该案不可能没有幕后黑手。
随着王永庆年事渐高,台塑企业的继承问题也越来越严峻。目前,王家有三派势力都非常强大。一派就是三娘体系,三娘李宝珠不仅为王处理私人账目,更是其贴身秘书。她虽不在公司任职,但很多人都认为,在王家也只有她才能制得住王永庆,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她的5个女儿也个个都是台塑的重要人物。王永庆之弟王永在也自成一派,其子王文渊和王文潮表现抢眼。第三派就是二娘体系,目前该系核心人物王文洋已被放逐,次子王文祥在美国任JM公司总经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一派并未在台塑身居要职,反而离核心越来越远。台湾媒体分析指出,在复杂的三大体系中,只要王永庆在一天,就不会有人采取大的动作。但未来的情况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因为政治原因,辜振甫和弟弟几十年不来往
有“台湾头号红顶商人”之称的辜家也是显赫门第,其发达始于辜振甫的父亲辜显荣。当时在日本殖民政权的扶持下,辜显荣从土地开发、兴办企业逐渐富甲一方。到1937年他去世时,辜家的产业已经位居台湾大企业之列。辜显荣共有8儿4女,辜振甫是老五。他从小聪明伶俐,长大后又好学肯干,因此深得其父喜爱,年仅20岁就继承了父亲大部分产业。辜振甫在政治上也春风得意,20世纪60年代,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90年代,又先后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
相比之下,辜振甫的弟弟辜宽敏的政治命运就完全不同。辜宽敏可以称得上是台湾“老牌台独分子”,20世纪60年代,他在日本从事红糖产销业务时,就主动在经费上支持“台湾青年社”(“台独”组织),后来又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担任委员长一职。1996年,极“独”政党建国党举行成立大会,辜宽敏被聘为“顾问”。此外,辜宽敏与李登辉的关系也相当密切。1994年,得益于李登辉的“吸收台独”政策,他回到台湾;去年,他不仅协助李组建“群策会”,还组织“台独”分子在机场欢迎李登辉从日本返回台湾,为其大造声势。
由于国民党一直反对“台独”,因此辜振甫为了家族的利益,和辜宽敏断绝了来往,媒体也一直把辜宽敏称为“辜家的拒绝往来户”。母亲过世时,辜宽敏不仅未赶回台湾奔丧,就是在讣文里也没有他的名字。据他自己讲,当时他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从东京打电话回家,“等电话接通后,对方一听我是辜宽敏,就把电话悬在那里,没人和我讲话”。
由于叔叔拒绝在关键时刻援手,蔡辰洲被判600多年徒刑
以做人寿保险起家的蔡氏家族也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大户。当年,蔡万春、蔡万霖和蔡万才等兄弟几人齐心协力,创建了国泰集团,后来蔡万春中风,决定将权力下放,在家族内以交换股权的方式分家分业,形成“六分天下”的格局,其中蔡万春的长子蔡辰洲负责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简称“十信”)的业务。蔡辰洲刚开始接手时,集团发展很快,吞并了不少企业,但这些企业多是亏损企业,为了维持经营,蔡辰洲以高利率吸引民间资金。许多人为了赚取高利息,纷纷将大笔的资金投入蔡辰洲的企业,加上他当时又是“立委”,没有人不相信这种投资的可靠性。
通过这种方式,蔡辰洲虽然取得了不少社会资金,但利息压力也很沉重,久而久之,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只好利用职权将“十信”资金挪用到他的关系企业。这引起内部职工的强烈不满,不断有人向台湾财政部门反映情况。没过多久,“中央银行”就对“十信”实施专案调查。存款客户闻风后,纷纷涌向“十信”,要求取回自己的钱。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金融风暴”就此揭开序幕。
蔡辰洲的债权人打着“蔡家债,蔡家还”的口号,到蔡家各集团门口示威,要求蔡的叔叔们出面还债。蔡万霖和蔡万才尽管资产庞大,但要承担如此巨大的债务还是感觉有困难,搞不好会把自己的企业也拖垮,因此他们没有出面。蔡万才事后表示:“道义上帮忙可以,但是债务那么大,即使是叔叔也没有办法。”为了使自己摆脱干系,蔡万霖还发表了一篇“情、理、法”的声明,表示他旗下的霖园集团和“十信”没有关系,不承担蔡辰洲的债务。蔡家因此背上了“为富不仁”的骂名,在外人看来,蔡万霖与蔡万才是跟着蔡万春一起打天下的,现在侄子的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做叔叔的理应出手支援。
“十信风暴”过后,蔡辰洲被司法部门按不同罪行先后共判处600多年有期徒刑,确定执行的达125年,创下台湾司法界纪录。服刑期间,他因患肝癌保外就医,不料摔死。他和弟弟蔡辰男负责的企业也接二连三地倒闭,蔡万春一手打下的江山就此宣告破产。蔡万霖的霖园集团与蔡万才的富邦集团虽也付出沉重代价,但因表示与两个侄子的企业没有关系而逃过一劫。
为争财产,打得你死我活
为了夺得更多的财产,豪门内部的斗争也相当激烈。去年夏天,台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开审台湾富豪林坤钟之子林鸿铭的离婚案。林坤钟是台湾“中日集团”总裁和台湾“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其所属的企业2000年营运收入为150亿元(新台币,下同)。林鸿铭是家族企业中水产业部的负责人,妻子林秀芬在香港出生,两人的婚姻危机始于数年前。1998年,林秀芬正式向香港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经过多次审理,法院于2000年9月裁决两人离婚,林秀芬得到儿子的抚养权,林鸿铭被判1亿元的抚养费。林鸿铭不想给这么多钱,于是在台湾重新提起诉讼,结果引发台港两地关于司法管辖权的讨论。此外,他还积极做个人财务部署,比如退出“中日集团”董事会,放弃股东权益,只担任一名年薪只有100万元的高级管理人员。这样,即使台北法院判他败诉,也会考虑他的经济实力,大幅减少抚养费数额。
何寿山的遗产争夺案也在台湾社会引起不小反响。何寿山是台湾永丰余集团董事长,1999年突然去世,留下75亿元遗产,因为来不及分配,结果引发元配和二房的两个儿子之间的官司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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