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美国大选的不同寻常，在于美国“生病”了。一是“经济病”。美国经济虽步入复苏轨道，但普通民众却少有获得感，经济增长则依然主要靠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支撑，结构性问题并未触及，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层萎缩，青年一代迷惘，这正是“桑德斯现象”背后的主因。二是“社会病”。奥巴马执政8年，种族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逆势反弹，族裔、代际、性别、区域、阶层矛盾不同程度地上演，导致愤怒、焦虑、悲观情绪弥漫，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这才使得特朗普异军突起，走到现在。三是“政治病”。三权分立、两党制衡原本是“美式民主”引以为傲的制度设计，发展至今则异化为两党严重对立，府院冲突不断，政治效率低下，政治“极化”与“分化”从不同侧面撕裂美国，不仅令民众失望、厌倦，也令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对“美式民主”的未来忧心忡忡。

　　“美国病”，究其根本，在于冷战后美国本该进行的体制性变革一直未能展开，导致结构性矛盾日积月累，“小病”酿成了“大病”。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沉醉于赢得冷战的胜利感和“新经济”带来的繁荣，没有改革的动力；小布什时期则因“9·11”事件的突发而将战略重点转向反恐、伊拉克战争，根本无暇顾及体制变革；及至奥巴马上台，虽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锐意改革，无奈政治根基太浅，加之错过好的时机，因此“奥巴马新政”举步维艰，雷声大雨点小，未达到变革美国的目的。

　　今天，影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诸如移民、枪支、税收、教育等等，两党无法达成共识，奥巴马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推动解决。结果，奥巴马执政8年，经济虽得以复苏，但受益者依然是华尔街、华盛顿的权贵，民众的生活状态、收入水平依然未恢复到危机之前。枪支泛滥、非法移民等显见的问题因政治斗争只得任其发展，执政者作为有限。2016年大选出现的种种乱象、怪相，其实是民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对现状的极端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将面临如何有效治理的执政难题。对世界人民而言，更关心的则是在国内纷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是会有所节制，还是会更加冒进或冒险，毕竟，总统对外交事务的裁量权远大于内政。美国究竟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袁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