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乃海的可贵，不在于他是否能够马上逼得机场高速停止违规收费，而在于他对法律朴素的信仰———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说法。不错，法治社会已经是我们越来越熟悉的口号，但这个口号下的细节，对很多人而言却是陌生的。碰到问题，他们往往更寄希望于立竿见影、一时快意的行政手段，而不是看上去比较繁琐的法律途径。

　　“法律必须被人信仰，否则将形同无物”，黄乃海的坚持与理性，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普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不得不承认，黄乃海这次依法维权，仍然有可能像2009年那样如泥牛入海般无影无踪。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公益诉讼和行政诉讼两个难以逾越的难点。关于公益诉讼，虽然近年来在环境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也有零星出现，但往往会被法院以“诉讼主体不明、无特定受益人”为由不予立案，那种“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代表某个群体提起诉讼”的情形，我们还很陌生，与公益诉讼相伴的惩罚性赔偿，在我们这里更是一个尴尬的空白。很明显，这些问题的存在，与我们的法律体系对公益诉讼的界定不明和保护不力有关。此外，公益诉讼的提起人，往往要面对比自己强得多的诉讼对象，有时候是一个企业巨头，有时候甚至是整个行业。如果光靠起诉者个人的力量，诉讼将会显得强弱悬殊。这个时候，多渠道的法律援助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在我们这里，不仅能提供法律援助的专业民间团体几近于无，连司法机关给予的法律援助也很罕见。如此格局，公益诉讼罕有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黄乃海还必须跨越“民告官”这个难点。黄乃海状告江苏省物价局，南京和江苏的法院能否受理？如果受理，又能否进行透明审理公开辩论？这都是一个个问号。这些问号，不仅关系着一次众人瞩目的诉讼，更关系着人们对法律的朴素信仰。（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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