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桓在哲学门下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征文活动征文选登

　　哲学是用来转弯的，哲学是用来恍然大悟的。失去哲学的调控，人们会屡屡碰壁。

　　锋利的政治会渐渐失效，慢慢降解，沉淀，最后化为一层层密匝的历史。这样的轮回并不源于谁的错。政治天性锋利，如刀，如箭，如斫骨剁肉，它拥有强烈的冒犯性，每一个段落、每一颗文字都关系是非，关系善恶，关系成败。这是特性，而不是错误。历史则天性随和温软，常被称为“被政治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一旦开掘到历史的断面，人们会突然发现，在历史这里竟然只剩下慨叹，而没有了是非，所有段落、所有文字全都脱去了正负号，仅剩下绝对值。

　　四十多年前，我十几岁，生活在鲁中山区一个被称“小台湾”的村子。村子属库区，三面水一面山，形同孤岛。

　　台湾，当时是令人坐卧不安的地名。村子里的气氛高度紧张，人们的神经高度绷紧，电影、连环画和手抄本里更是魅影重重。记得有一天，村校老师突然组织所有学生去野外。出发前列队，老师问，昨夜听没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大家有的说听到了，有的说没听到。然后，老师严肃地说，昨晚台湾派飞机来撒传单了，同学们这次就是要捡拾传单，如果谁发现了传单，不要看，要迅速上交。同学们一听，一个个也严肃起来，大气儿不敢出。到了野外，同学们按照老师的要求散开，进行地毯式搜索。当时大家精力高度集中，都睁大眼睛搜寻，突然听见一位同学惊叫一声，见他突然蹿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张，没命般跑到老师那里，将那张纸交到老师手上。老师也不敢怠慢，火速回村，借了自行车，将画纸送到了公社里。那就是一张传单，是那次搜寻发现的唯一一张传单。捡到传单的那位同学真的没敢偷看内容，大家更是无缘得见。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传单的故事过去二十多年后，我三十多岁，已经是县级媒体的记者。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特别的采访任务，县委统战部要迎接一位台湾老兵回家。那一天，我见到了老兵，他穿着一身黑棉衣，记得他戴的帽子很特别，与当地人完全不同，听他的口音也很不对味。总之，感觉这个人不一样。这大概就是隔膜吧。老兵是地道的城关人。老兵已经七十多岁，个子挺高，有点驼背。老兵后来多次往返老家和台湾，还捐款为村里建了一所学校。几年间，我多次采访这位台湾老兵参加的活动，但是他从不接受同期声采访，在新闻中，他只是以画面的方式一晃而过，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我积累的采访素材中，没有他的履历，没有他的生活背景，没有他的台湾故事，素材很单薄。他的亲属对他的介绍也同样语焉不详，只有被抓壮丁的年月日，他在台湾的情况亲属们讳莫如深，也许是压根一无所知吧。我作为记者，显然没能走入这位老兵的内心。

　　日月如梭，转眼又是二十年。五年前，我已经年过半百，且从鲁中山区的县城搬到海滨城市青岛居住。之后，我闲不住，便应聘到一家公司上班。这家公司是台资企业，我身边工作的有一半人来自台湾。五年间，我们一起上班，闲暇时一起喝啤酒，摔扑克，高谈阔论，我已经感觉不到这些来自台湾的人们和我有啥不同。我清楚，我与台湾同事已经彼此走进了内心。台湾话题早已成为大众话题，已经摆在了桌面上，一览无余，清澈见底。我们谈论的话题也相当开放，不再敏感，不再窃窃私语。

　　每次谈论过后，我常有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思考似乎从杂沓的细节里钻了出来，在尽力往上攀援。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发生了转移，从细节、人物、故事里挣脱而出，然后投向另一个方向。涉及台湾，我会不由自主地沉湎于“政治为什么总与历史分庭抗礼”这样的论题而不能自拔——

　　我曾无数次追溯中国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如丘处机、耶律楚材、吴三桂、洪承畴等，他们也曾历经社会的巨大撕裂，其身份的标签和功过是非已被时间洗成了灰色，撕裂也已悄然弥合。

　　我的意识已经穿过细节，向上、向上、再向上，不知不觉间攀援到了哲学的门口，且盘桓不前。

　　历史是药铺，政治是郎中，药铺的药那么多，没有哪个郎中一次都能用上。现在，我既为历史药铺鸣不平，也谅解政治郎中的单薄、直接、尖锐和无奈。其实，哲学早已成为世间万物的统领，历史和政治也都需要哲学的管控。那么，关于台湾，我们就需按照哲学的路径去对立统一，去质变量变，去否定之否定，在板结七十年的僵局里培植出充满活力的新苗。

　　哲学是做什么用的？还是那句话——哲学是用来转向的，哲学是用来恍然大悟的。（王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