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亟待重整中华文化以抗衡西方价值

　　西方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相对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其特征就是侵略性。这些价值的渊源是其积极而显霸道的宗教性格，以及理性科学文明所造就出的种族优越感，至今不衰。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无可取，而是说，中华文化的特色，就是有容乃大，亦能广纳异邦文化并与自身文化融合转译。

　　整部中国史，从民族包容性的观点来看，就是胡汉融合史，汉化与胡化同时进行。从思想的观点来看，儒释道至少有其中一项来自于异邦，然后中国化的。如今，无论是大陆包容马克思主义，或是台湾包容自由派价值，都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度量”与可塑性。包容他者若要避免自身民族文化毫无原则，则需对传统文化有所坚持，方能保持独立的文化性格。

　　港台目前的价值崇洋乱象，乃漠视西方价值自身困顿，又蔑视自身文化，对西方“表象膜拜”的结果。解决之道，仍得从文化基础着手，复兴钱穆所说的，对自身历史必须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再者，便是不要以为“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

　　第二届“上海远见文化高峰会”日前落幕，在“科技脑 人文心 中华情”的主题下，与会者对“鉴往知来”以及固有文化的现代性上有不少卓见。参会的台大前校长孙震从经济史的角度，阐述中华文化的基底之一“仁”，乃中国和平主义之源头，亦是西方追求“利益”之基础。自古解释“仁”之含义者多不胜数，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因此无论在任何时代皆被当成现代性转译的对象。孙震之解释是，西方将“仁”功利化，以彰显利益至上的侵略性文化特征，实则必须以讲究和平的“仁”为基础，方为人类文明之幸。

　　我曾一再强调，中华文化追求的是“秩序”，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所谓“礼”便是一种秩序，它不尽然是时代思潮，亦也是一种历史怀旧。“秩序”是一种文明“演化”的过程，而非“进化”，演化与进化的差异，前者的意涵是没有方向性的“变化”，后者则假设人类文明必朝进步方向前进。而众所皆知，儒家思想有满满的怀旧特征，其追求的圆满境界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也就是借由推崇三代之治，为当代之无序乱象找解方。

　　这就是钱穆强调“不要以为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的思想来源，显示他是一个正宗的儒学者，不为当代思潮所惑。这样的态度，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在经过百多年的西方思潮冲击后，我们中国人应该从钱穆这样的文化立场，思考当代问题，迎接当代挑战，解决当代困境。

　　关于思想，关于文化，没有所谓“必然的进步”，只有选择。

　　对于西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中国所应抱持的当代回应，就是以中华文化的思想模式，先将“进步”与“价值”脱钩，再以包容性的角度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彰显中国特色。不如此，难与西方争回话语权。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没有人能摆脱时代的限制，但是，却有人能创造新时代。单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推动时代巨轮，必须透过前仆后继者的努力，方能成就时代改变。有人认为“科技”是关乎中国未来的解答，但科技终究只是文明里的一部份，西方先进文明已走过同样的路，有所得亦有所失，我们必须先确认了自身的文化选择，才能减少冤枉路。

　　台湾显然已步入西方自由派困境的后尘，人民对未来感到茫然，对过往历史态度也存在分歧，以文化视角观之，主因就是失去了自我。因此，这有待两岸共同努力复兴并澄清中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