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与中华学术文化
胡昭曦
“蜀学”、中华学术文化,都是我国文化史、思想史和巴蜀文化中的大課题,对此我没有深入研究,只就二者之关系谈点一般认识。
一、蜀学是中华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特点各具,就文明形态而言,自秦汉以来是一个在共同的主流民族文化背景下,多元文化集合融汇的国家文明形态。多元文化包括地域文化(地区文化、地方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民族文化和中国国家文明形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考古而言,有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遗存。而在学术文化方面,则有“齐鲁学”、“关学”、“洛学”“ 徽学”、 “湖湘学”、“楚学”、“浙学”、“吴学”、“闽学”、“江右学”、“晋学”、“滇学”、“岭南学”、“陇学”……等地域学术文化研究。蕴含于巴蜀文化中的“蜀学”,是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今日我国的文化,深深植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对蜀学的研究,是全面深入认识巴蜀文化和中华学术文化的需要,对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准确了解地情、国情和中国特色,促进当代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蜀学” 的界定有两说:狭义认为,主要指经学、哲学[①],或指学派、某些方面学术;广义则认为,是一个宽泛文化的概念,是指自古至今巴蜀地区(主要含今四川省和1997年3月直辖前的重庆市地区)的学术文化。笔者持广义说,并认为,“蜀学”包涵于巴蜀文化之中,重点在于哲学、史学、文学,其核心又在思想、理论,是一种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学术性和地方特色的专门学问。
二、蜀学是中华学术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之一
在中华学术文化中,蜀学是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之一。“蜀学”一词,在《三国志》中就已出现,即“蜀学比于齐鲁” [②],此后其内涵多有发展变化,至迟在宋代蜀学已具有完整的学术文化涵义 [③] 。
先秦时期的古蜀文化和巴文化,是蜀学的本土源头,是独立肇兴的地域文化,此后绵延不断。两汉三国时期,蜀学得以形成,并呈现出传统蜀学的第一次发展高潮。唐宋时期,蜀学繁荣鼎盛,其中以宋代为最,展现出传统蜀学的又一次发展高潮。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蜀学发展转入低潮。晚清民初时期,传统蜀学得到复兴,形成了再一次发展高潮,并向近代蜀学转化。“五四”运动至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新文化的传播、蜀学与全国各地现代学术文化交融发展。新中国时期,当代蜀学有了新的变化和蓬勃发展,主要是蜀学的传承创新、发展变化、新的社会功能和新资料、新研究成果等。
三、蜀学丰硕精彩、特色显著,推动了中华学术文化的发展
蜀学CvT(?什么意思)儒藏网——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丰硕精彩,特色显著,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中华学术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蜀学的发展受到中国主流学术文化的滋养,也丰富了主流文化,推动了中华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
传统蜀学历史悠久,内容丰硕,精彩纷呈,绵延发展,名著要籍甚多,秀杰之士辈出,跻于全国前列,诸如:汉之严遵、扬雄、司马相如、王褒、张陵,魏晋之谯周、陈寿、常璩,唐之王玄览、陈子昂、赵蕤、李白、圭峰宗密、杜光庭,宋之陈抟、范镇、苏洵、苏轼、苏辙、范祖禹、圆悟克勤、谯定、李焘、张栻、李心传、魏了翁、度正,元之虞集,明之杨慎、来知德,清代以来之费密、唐甄、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刘沅、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邹容、吴虞等,无不见重于当世后代,卓然屹立于中国学术文化之林。晚清的尊经书院,更带来了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革新,促成了蜀学从传统向近现代学术的转变。
蜀学是中华学术文化中颇具地域特色的学术文化。广袤的四川盆地,雄秀的川渝山水,富绕的成都平原,险峻的边陲要地,共居的众多民族,发达的巴蜀文化,是哺育蜀学的基本条件。成都平原古城、三星堆、金沙等遗址,长江流域文化遗存,标志着蜀学的悠远源头和本土根基。秦并巴蜀以后,秦陇文化、中原儒学、佛教的传入,与巴蜀固有的学术文化渐相磨合;多次大规模移民,与各种地域文化的相互吸收,使蜀学不断丰富与更新。而近代西学东传、当代新中国的建立,又使地处内陆的巴蜀学术文化产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这些,都对蜀学的发展起了交融和推进作用,都给蜀学带来了新的內容和特点。从所谓“天数在蜀”、“易学在蜀”、“蜀多方士”、“洛蜀会同”、“西蜀史学”、“道教之源”、“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不可不知蜀” 和“蜀中文章冠天下”、“天下诗人皆入蜀”等等说法,以及历代学术家族的迭起兴盛,可以窥见传统蜀学所具特点之一斑。
四、 加强蜀学研究,繁荣中华学术文化,振扬民族精魂
对蜀学的系统研究,至迟在宋代就已出现,如朱熹对苏氏蜀学的评论。清代《宋元学案》录载了巴蜀学者110余人,并对范祖禹、张栻、“二江九先生”、魏了翁等专立学案,还设《苏氏蜀学略》专卷对当时蜀学的主流系统列述。尊经书院编印的《蜀学编》,汇录了自西汉张宽至清代范泰衡等蜀中儒者114人,对蜀学的四大流派作了评述,这是历史上首次对传统蜀学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
此后,一些著名学者如谢无量、刘咸炘、蒙文通、李宗吾、夏君虞等先生,对蜀学进行了若干探讨和论述,并有“蜀学大在文史”、“辞赋、黄老、律历、灾异是巴蜀固有的文化”等论说。1942年“巴蜀文化”这一科学命题的诞生,巴蜀文化研究也渐趋高潮。但在较长时期里,巴蜀文化硏究偏重于考古和民族,蜀学研究相对薄弱。新中国建立后,巴蜀文化研究逐渐延伸到文学、史学、哲学和科技、宗教、民俗等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蜀学研究明显发展,“蜀学”的界定渐趋共识,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学术队伍有所壮大,蜀学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近些年来,四川省、重庆市在加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时,甚为重视蜀学研究平台的建设,一些单位先后建立了“蜀学研究室”、“蜀学研究中心”、学报辟有“蜀学研究”专栏,学术网站设置“蜀学园地”,多次举办蜀学研讨会,整理编纂《蜀学学案》,出版多种有关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编辑出版《蜀学》年刊(已岀5辑,载文上百篇)、《蜀学丛刊》,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蜀学研究课题获得了国家或省部级社科基金立项,国家项目如《国学视野下的地方学术: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2005)、《蜀学发展与演变研究》(2010) ,省部级项目,如《蜀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巴蜀易学研究》、《巴蜀春秋学研究》、《古代蜀学源流研究》……等。正在开展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巴蜀文化通史》(省重大项目) 、《巴蜀全书》(国家和省重点项目),都把蜀学的内容作了重点规划具体安排。
蜀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然而对蜀学全面系统展开研究的起步较迟,虽有收获,但还是初步的。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当前需要重点开展:一是,梳理和弄清蜀学的源流、发展变化、内容、特点,包括个案的、学派的、学统的、家族的;重要学者、重要著作;二是,蜀学与我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共生互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融合;三是,蜀学在中华学术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可先分别从断代的、阶段性的、专题性的、学科专业性的或地区性的做起。
对一些重点问題,力争有所进展或突破,例如:(1) 蜀学发展各阶段的划分及其特点。(2) 蜀学之源。如何结合文字资料,从宝墩古城、三星堆、金沙遗址等文化遗存中探究远古巴蜀的文明根系(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器物,表明古蜀人已有较高层次的原始宗教存在,寄寓着丰富的精神信念和宗教观念,如鸟类崇拜、祖先崇拜与祭祀。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反映了古蜀人生殖崇拜、祭蛙求雨、月亮崇拜、对太阳与鸟的崇拜,以及以玉通神等宗教哲学思想) ;如何梳理、解读文献记载和已有研究论著(如谢无量先生的《蜀学原始论》[④]) ,等等。(3) 学术文化间的共生互动。如,秦并巴蜀后至秦统一上百年间,蜀中学术文化的本土成分及其“染秦化” 的具体内容 [⑤];秦汉时期蜀学与中原儒学的交融;北宋时期蜀学的构成及当时周敦颐、程颐学术思想在巴蜀地区的实际影响;蜀学中的儒道佛三家交汇(包括居士佛教) 及其发展演变;近代蜀学中的中西学交融。(4) 现当代蜀学状况,等等。
总之,在蜀学研究上,无论微观的或宏观的,个案的或综合的,断代的或贯通的,单一的或比较的,都需要大力加强,更加切实推进和走向深入,方能如实展现巴蜀文化之精粹,为中华学术文化增光添彩,为繁荣中华学术文化、振扬民族精魂多做贡献,为巴蜀地区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更好地服务。
(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