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沉痛悼念中共台湾隐蔽战线的“活字典”徐懋德老伯
徐博东第二次去天津拜访徐懋德老伯（2012年10月31日 邵宝明摄）
2018年2月19日，大年初四晚上，蓝博洲兄突然发微信告我：17日晚11时，徐懋德前辈过世了。噩耗传来，心情甚为沉痛，但并不感到意外，毕竟徐老伯已经98岁高龄，两天前给在汕头的陈仲豪老伯电话拜年，他刚告我：天津的徐懋德已经病危，住进了医院，所以我多少还有点心理准备。
说来我跟徐老伯只见过三次面。第一次记得是在“文革”后期，我父亲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他嘱我去一趟天津，代他探望生病的徐老伯。那是我第一次去天津，也是第一次见到父亲经常向我提到的、他在台湾和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老领导徐懋德老伯。当时，徐老伯一家几口人挤住在一间面积不大的没有卫生间和厨房的筒子楼一层房间里。室内只有几件简单陈旧的家具，生活十分清苦。后来听说，徐老伯当了天津市的首任台办主任。再过了几年，我也涉入了对台研究的圈子，可因为忙，一直没机会去天津探望他老人家，向他求教。
直到2008年10月之后，我已经退休在家，不再担任北联大台湾研究院院长，时间宽裕了许多，天津涉台系统的老朋友邵宝明，一再盛情邀约我去天津讲学、参访。2012年10月底，我这才又趁去天津讲学的机会，第二次顺便去拜访了徐老伯。那时，徐老伯已高龄91岁，但身体还很不错，精神矍铄，见到已经过世多年的老战友的孩子，他很高兴，和我谈起台湾问题来，思路清晰，头头是道，见解精辟。只是双手已经微微有些发抖，头歪向一边。他夫人顾孟琴说，这是因为得了老年性帕金森病的缘故。
又过了一年多，2013年的12月23日，我和从台湾来的好友――台湾地下党研究专家蓝博洲先生约妥，第三次去天津专程拜访徐懋德老伯。那时徐老伯已经92岁高龄了，帕金森病进一步加重，手抖得更厉害，头偏得更歪了，可是一见到我们来，依然是神采奕奕，十分健谈，记忆力依然很好。我们向他请教当年台湾地下党的许多具体问题，他都不厌其烦，一一详加解答。
他告诉我们，他和他老伴顾孟琴是相差4岁的表兄妹，小时候分别在苏州和南京读书，彼此并没见过面，后来“逃日本”时都逃到上海才认识、结婚。他们两人分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建筑系和东吴大学化工系，受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熏陶，在学校里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徐老伯说：“1947年12月，当时我在苏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为身份暴露，组织上决定让我撤出苏州。当时华东局在淮安，撤出来的人中，有人被安排去了大别山根据地，我们两个也很想去那里，可是组织上找我们谈话，说台湾需要人，要我们夫妇俩去台湾工作，我们当即表示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蔡孝乾正好到上海向组织汇报工作，我们就和蔡孝乾一起去了台湾。到台湾后，我化名‘李洁’，组织上让我担任省工委下属的学委会委员，负责搞学生运动。1948年初，组织上安排我与基隆中学地下党联系。当时基中地下党书记是钟浩东，支委是陈仲豪和钟国辉。那时候，你父亲已经离开基中，到台中去当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长了。”徐老伯用手指着我说。“几个月后，蔡孝乾又改派别人负责基中的工作。当时基中的陈仲豪和林英杰负责编印《光明报》。”
徐老伯告诉我们说，“台湾地下党有好几个系统，相互不联系，其中属于华东局系统的台湾省工委是主要的，还有福建省城工部系统，属于厦门地下党，其他零零星星的也有。”
谈到台湾地下党为何被破坏得那么严重，徐老伯不无感触地说：“台湾地下党吸收党员从一开始就不严格，这是受旧台共的影响，因为旧台共属于半地下，一向对考查、吸收党员不太严格，警觉性不高。后来又因为形势的需要，突击发展了一大批党员，质量更难以保证，所以很容易出问题。”
谈到李登辉当年退党的问题，徐老伯说：“李登辉要求退党，组织上派我去和他谈话，希望他不要退，我先后两次找他谈话，他坚持要退。他说他当初看过不少河上肇介绍马列主义的书，一时冲动就参加了党，后来考虑到这不是好玩的。他承诺退党后会保守秘密，同时也希望党组织给他保守秘密。后来李登辉被抓进去又很快被放出来，当时蔡孝乾等人联名公开登报号召尚未被捕的地下党员出来‘自新’，或许李登辉是听从了蔡的话而去‘自新’的吧？”
徐老伯还说：“台湾地下党被破坏后，组织上曾设想仿照华东局的模式，省工委撤往香港，成立新的机构，领导台湾的工作，认为这样比较安全。”
至于蔡孝乾被捕的事，外界有各种版本的传闻，徐老伯说：“1950年1月上旬李苍降被捕，蔡孝乾带着他的小姨子马雯鹃从家里出来，可能是躲藏在黄天（老台共）的家里，工作上则通过简吉和我联系。1月下旬，蔡说他跑出来快一个月了，他要回家去看看怎么样了。我劝他不要去，他就让林英杰代他去看。我本来约好与蔡见面的时间没见到面，两次都没见到，我跟林英杰约好见面也没见到，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到1月29日，简吉告诉我，蔡被捕了。我正考虑怎么办？简吉又来通知我，说蔡跑出来了，约我见面。2月3日左右，我和蔡见了面，蔡告诉我他是怎么被捕的。他说他让林英杰到他家去看看，林去看过后回来跟他说，门锁得好好的，没什么异样，他这才回去，没想到这时候已经有人守在那里了。”
徐老伯接着说：“和蔡见面时我很警惕，注意观察是不是有人跟梢，并没发现。蔡说，敌人抓到他后并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只知道他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对他还比较客气，没打没骂。问他的事情，凡是敌人已经知道的他都照实说，比如郭琇琮、张志忠、林英杰等都已经被捕，他也不否认。这时候突然拉起了警报，蔡说这是针对他的，得赶快走，并约好第二天在中山北路再见面。”
“次日，我和蔡再次见面，俩人骑着自行车边骑边谈。他说他被关了好几天，他对看守说，他原来是打算去香港的，行李放在一家木材厂，里边有金条，可以去取出来送给他们。四个看守一听，很高兴，就押着他去取金条。到了木材厂（老板叫黄财，地下党员），两个看守跟着他进去，另两个在门口守着。木材厂里堆积有大量木材，他就趁机从侧门逃走了。然后就去找简吉，要他通知我和他见面。”
徐老伯说：“听了蔡讲他逃跑的过程，我当时半信半疑，但主要还是相信，不然和他见面我肯定也会被捕。后来的说法，说蔡第一次被抓后就叛变了，特务带着他去抓人，蔡趁机跑掉了等等，这恐怕是看守为了减轻责任编造的。”
“当时蔡还对我说，林英杰已经被捕，让我把工作关系交给李小井，并让我告诉洪幼樵不要走了。我说我不认识洪，怎么通知？蔡说那就算了！你呢，快点走！并让我到香港后向万景光汇报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蔡后来跑到阿里山，敌人讲是黄天被捕后供出了蔡的行踪，于是当年3月中下旬，蔡在阿里山竹崎第二次被抓（徐注：竹崎是嘉义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子，我一个台湾好友的岳父家就在竹崎，大约二十年前的春节期间，我曾跟着他去过这个盛产槟榔、柑橘等水果、风景十分秀丽的山村，但当时我并不晓得这就是蔡孝乾被捕的地方）。据说蔡非要从阿里山下来去接他的小姨子（我们叫她‘小马’，蔡与他小姨子有暧昧关系，蔡的妻子因此和蔡分手，返回了大陆老家），结果蔡再次被捕……”
徐老伯又说：“1950年3月，蔡孝乾曾经派黄天去香港汇报他第一次被捕的情况，所以敌人说黄天失踪了一个月，后来黄回到台湾，不久之后被抓。蔡的交通员刘青石，又名刘英昌，逃到香港后，被万景光派回台湾，要他设法把蔡孝乾从台湾撤出来。刘返回台湾后，想办法搞到了一条去日本与那国岛的走私船，但蔡孝乾怕有危险，不敢上船，随后不久，蔡就再次被捕了。”
那么，徐老伯夫妇俩人又是如何脱离虎口从台湾撤出来的呢？徐老伯说：“我在台湾呆不住了，1950年3月15日，我们夫妇俩人乘坐客轮先到澳门，然后再到香港。当时英国已经承认新中国，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半外交关系’，香港不让台湾人入境，而澳门不需要入境证，所以绕道澳门再转往香港。”接着徐老伯又指着我说：“你父亲是早我几个月撤到香港的，到香港后万景光领导我，我领导你父亲，你父亲领导潘泽国（注：又名潘渊静，后在台盟中央工作）。当时你父亲在香港的主要工作，一是了解台湾地下党被破坏的情况；二是台情研究；三是了解在港台湾人的情况并做他们的工作。”
徐老伯还特地告诉我：“你父亲从香港撤回上海是我通知他的。之所以让你父亲撤回上海，除了在香港的台湾特务侦知他在香港的活动，有可能对他不利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留在香港已经没什么事可做了。”
…………
那天，徐老伯似乎格外兴奋，侃侃而谈，大约谈了两个多钟头之后，我们怕他太累，起身要告辞，没想到他老人家却说：“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呢！”硬是留下我们又说了好一会儿话，并照完像后才让我们走。我把带来的拙著四卷本《台海风云见证录》送他，请他赐教，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还饶有兴趣地翻开书本向我问这问那。出门后，博洲兄感叹说：“上次我来采访他，他很谨慎，话没那么多，今天大概是见到你这位当年老战友的孩子，所以才放开来谈!”我想，这或许是徐老伯早年从事隐蔽战线工作所养成的“职业习惯”吧！
据我所知，晚年的徐老伯，他所心心念念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希望我们党能够早日编写出一部全面、客观、公正、权威的《台湾地下党史》，所以他老人家不顾年事已高，病魔缠身，除了一次又一次频繁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采访之外，还拖着病体亲自撰写回忆文章，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资料。
岁月无情，人生有限，徐懋德老伯的仙逝，使我们失去了又一位德高望重的当年台湾隐蔽战线的“活字典”。前辈未竟的事业——祖国的完全统一与繁荣富强，后辈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承担！
让我们祈祝徐懋德老伯一路走好！
徐懋德老前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徐博东
2018年2月22日于北京
（作者：徐博东，著名台湾问题专家，曾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
徐博东第二次去天津拜访徐懋德老伯（2012年10月31日 邵宝明摄）
自左至右：徐博东、顾孟琴（徐懋德夫人）、徐懋德、蓝博洲（2013年12月23日 摄于天津徐懋德寓所）
自左至右：徐博东与徐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