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1、在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巩固两岸政治互信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绩是建立在海峡两岸均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之上的，没有体现一个中国框架的“九二共识”，两岸的政治互信就不可能巩固，两岸关系的稳定局面也难以维持。“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两岸关系无法回避的标志。两岸政治互信的形成固然是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交流互信的延续，两岸双方对于“九二共识”的重申与确认则更加重要。2008年5月20日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公开宣示：“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5月26日海基会致函海协会表示：“期望贵我两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制度化协商”；5月29日海协会回函指出：“我会同意贵会来函意见，尽速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两会联系往来与协商谈判”。两岸双方的重申与确认表明，“九二共识”不仅仅是国共的共识，也是两岸官方达成的共识；不仅仅是口头的各自表述的共识，也是经过双方书面重新确认的共识。

　　2008年以来，两岸政治互信持续巩固。在这方面，马英九当局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马英九不仅公开表示：“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承诺“不论在国内或国外，我们都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2013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电贺马英九连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复电中表示：“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双方对于“九二共识”的共同认知越来越清晰，双方的政治互信也越来越巩固。“九二共识”不仅仅是国共的共识，也是两岸当局的共识，更是两岸人民的共识。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赖于广泛而坚实的民意基础。

　　2008年马英九上任之初的民意支持率也曾经达到70%以上，执政7年，满意率却不断下跌，2015年3月台湾指标民调显示马英九的满意率只有18%。民意基础的低落，是马英九执政后期面临的重大困境。马英九以高支持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但是马英九当局未能善用执政之初的坚实的民意基础。台湾民意支持马英九当局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然而，马英九当局却未能全面改造台湾民众的两岸心态，未能有效清理李登辉、陈水扁当政20年推行的“去中国化”的文教政策，相反，给社会各界普遍的印象仍然是马英九当局“跟着绿营走”。民进党攻击马英九当局“倾中卖台”，马英九当局未予全力反击，只顾洗刷污水，撇清嫌疑，却不敢理直气壮，甚至不惜在绿营面前表演共同“反中”的姿态。一方面，调整两岸政策促进两岸交流，另一方面，纵容甚至迎合泛绿阵营宣扬“反中、仇中”的意识形态。两岸政策与文教政策、政治路线与意识形态的相互矛盾，最终导致了极个别人士主导的所谓“太阳花学运”翻转了整个社会的民意倾向。

　　马英九当局民意基础的流失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原因，但是带来的冲击却是直接的，也是深远的。马英九当政7年来的经验表明，两岸政策和政治路线的调整，必须伴随着文教政策与意识形态的改造，否则民意基础的流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当然，台湾民意对马英九当局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民进党的满意，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未来一年马英九当局仍可针对台湾民意进行相关文教政策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引导台湾民意展开理性务实地思考，台湾民意也终将看清极少数人玩弄权谋、损害人民利益的本质。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应当超越台湾政党政治的制约。

　　政党恶斗是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形成的政治困境，政治人物、政治派系和政党都以民主、自由为借口，任意扩张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对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础的公意的公共利益随意践踏。马英九当政7年无法突破台湾社会的政党恶斗的政治困境，内外施政面临重重牵制和阻力。2008年马英九上任以来，一方面，在承认“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打开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另一方面，马英九试图在岛内缓和绿营的反弹，却无法弭平蓝绿之间的裂痕，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权力恶斗日益剧烈，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也此起彼伏。从两岸两会恢复谈判的开始，民进党就采取了强烈的反对、反弹、反制的态度，从街头抗争到议会封杀，民进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是由于民意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所趋，民进党在反“ECFA”、反开放陆生等议题上被迫退缩。2012年马英九连任后，“油电双涨案”、“美牛进口案”、“核四案”等重大政策上遭遇民意的强烈反弹，导致决心改革的马英九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这些政策的反复已经反映出马英九当局对于岛内政争的无能为力。2013年6月，《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后，被民进党强力搁置在“立法院”无法生效实施。2013年8月发生了社会运动团体动员号称20万人在台北街头抗议，使民进党一些人意识到社会运动力量的可以利用。2014年3月民进党利用“太阳花学运”迫使马英九当局不得不承诺先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再审议“服贸协议”，“服贸协议”被实质长期搁置，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冲击。两岸关系的挫折，加上社会运动的冲击，民进党趁机在台湾社会掀起“反中反马”的浪潮，导致国民党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的惨败，而马英九也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主席以示负责。

　　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红利需要惠及更多的台湾民众。

　　近年来的台湾经济衰滞显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是外部因素，政治环境的恶化则是内部因素，加上传统的以代工为模式的产业型态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中小企业的转型缺乏动力。作为当政者的马英九未能有效改善台湾内在的政经环境，成为了社会普遍不满的责任承担者。台湾民众对马英九当局的最大不满是经济建设的政绩不彰，台湾经济处于衰颓和停滞状态。在上任之前，“马上好”是国民党给民众的期望，马英九曾经明确提出“633”的目标，即经济增长率达到6%，失业率降到3%以下，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美元左右。然而，执政7年，如今台湾经济增长率依然在2%上下挣扎，失业率在4%左右起伏，人均年收入侧依然在2万美元徘徊。相较于亚洲四小龙的其它经济体，从2014年人均GDP排名上看，新加坡已经遥遥领先，全球排名第8，达到54776美元；香港也保持了领先态势，全球排名第25，达到37777美元；南韩也进步明显，排名第33，达到24329美元。台湾勉强维持在38名，依然是20930美元，落在了四小龙之末。与尚可自慰的排名相比，台湾民众的感受则低落了很多。第一，薪资多年不涨，而物价则不断攀升，尤其是都市区的房价成倍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上升。第二，少子化加上高校数量的扩张，使得青年一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初入职场的待遇偏低，失业率则高达12%左右，青年一代的生活压力更是明显。第三，台湾的中小企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台湾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造成中上层工商业的普遍出走，工商业的出走也造成了岛内消费环境的衰退，使传统的台湾中小企业感受到越来越沉重的经营压力。

　　5、台湾年青一代不应该有旧思维。

　　2014年“太阳花学运”的爆发源于多方面的原因，政治上受到国、民两党政党恶斗的牵引，民进党和“台独”社团有意识地把台湾青年推到“反中反马、反服贸”的前台；经济上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年对当局施政的不满，积累多年的怨气在学运中找到释放口；文化上青年一代深受李登辉、陈水扁时期“去中国化”文教政策的影响，对大陆仍然怀有敌意、歧视、恐惧、忧虑等复杂的情绪。如果说政治、经济上的原因是现实的易变的因素，思想文化上的原因则是深层次的历史现实交错的不易改变的因素。

　　“太阳花学运”这一代的台湾青年，多数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政治转型以后。在他们眼中，民主、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不用思考的选择，加上多年的民粹主义政治的影响，以及绿营的纵容与支持，因此，他们享受言论的无尺度的自由而不用担心法律的惩处，他们进行激烈的街头抗争而不用担心军警的镇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的口号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自以为民主成了习惯，自由成了新潮，却没想到掉入了旧思维的政治陷阱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逐步完成了政治转型，但同时也是分离主义泛滥的时期，对成长中的这一代年青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两岸交流不断增加，台湾社会却残存着“仇共、反共、恐共”的历史余绪；冷战格局已经彻底瓦解，台湾社会却仍有人希冀回到美国保护下的东西方阵营对抗的旧格局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台湾社会却依然沉浸在经济起飞年代的美梦中对外筑起了保护主义的高墙。

　　这一代台湾青年是草莓族、是低头族、是滑世代、是新新人类。可是新新人类千万不要继承旧世代的旧思维，青年一代要勇于承担责任，也要勇于面对挑战，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穿上“台独”的外衣把自己也把台湾封闭起来。台湾青年今天的选择将深刻地影响台湾社会明天的发展。世界在不断地变化，祖国大陆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世界各国纷纷加入“亚投行”本身就是对祖国大陆进步与影响的肯定。外部世界的发展不会因为台湾社会的敌意、歧视、恐惧、忧虑而停下脚步，祖国大陆的进步也不会因为台湾社会的固步自封而迟疑等待。

　　6、不要过度放大认同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李登辉和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分离主义政策的影响，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中国认同日益淡薄和模糊。但也不必过度夸大认同改变的可能性，从文化、血缘、地理上看，两岸的同大于异，台湾民调显示：台湾民众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是基于历史、文化、血缘、地理的认同，也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由于两岸政权对立的现实分歧尚未解决，要求两岸民众迅速实现政治认同的一致性是不现实的。多数台湾民众（包括绿营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的认同分歧是外来力量虚构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就不断发布所谓的“中国人”与“台湾人”的认同民调，这种民调的问题本身就带有分化与挑拨的性质。

　　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和“九合一选举”都与台湾青年的国家认同没有太大的关系，绝大多数台湾青年是基于经济原因与自主意识参与“反服贸”或“九合一选举”投票。民进党试图把经济选民与国家认同混为一谈，是企图操纵台湾青年与大陆对抗、对立的险恶用心。事实上，即使部分台湾青年参与“反服贸”或投票给民进党、柯文哲，也不代表他们就支持“台独”。认同问题本身是复杂的问题，是外来因素不断敲打的结果，是虚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