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松岭：和平发展时期的两岸政治关系亟需思考

　　（二）政治分歧

　　1949年10月1日两岸以来，两岸对领土主权的宣示一直是重叠的，并未在法理上出现领土变更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两岸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台湾与大陆之间存在着法理事实与政治事实认知上的落差，以致两岸各执一端，各依其理，无法妥善地按照现行的国际法和政治学学理来定位两岸之间的关系，因而衍生出许多问题无法解决。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一套维护自身和发展的理论建构。马英九当局的“一个中国架构”表现在对“中华民国宪法”的坚持，这也从台湾方面的证据证明了“1949年以来，大陆和台湾尽管尚未统一，但不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分裂，而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战遗留并延续的政治对立，这没有改变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大陆方面关于一个中国的合法性论述在一系列的大陆对台政策中有明确表述。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这种表述，也可以概括为“宣告中华民国死亡”。笔者认为，这一“宣告死亡”重在宣告，而不在客观上是否死亡。当时，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问题。其次，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要彻底消灭蒋介石残余势力的，只是因为国内国际的复杂因素使得这一战略目标无法实现，这才有了两岸对峙60余年的问题。

　　回顾60余年来台湾当局针对自己执政的合法性所作的理论建构可见，台湾单方面调整两岸政治关系有国际、两岸、台湾岛内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上。1971年以后，台湾在与大陆的政治博弈中失败，客观上已无法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的说辞圆谎。前苏联解体后，美国调整了中国在其战略中的定位，给了李登辉走向“独台”、支持“台独”的机会。以李登辉“两国论”为标志，两岸政治关系走向恶劣，这与美国等国际势力的刻意为之分不开。

　　其次，两岸。大陆自1979年以后走向改革开放，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以来，对台湾当局形成巨大压力。李登辉为维持自身的利益，最终选择走向分裂主义定位。

　　最后，台湾岛内。（1）台湾当局：蒋经国去世后，国民党内部斗争激烈，民进党等反对势力崛起，李登辉为维持其个人的权威和统治地位，进行“宪改”，在维持“法统”的前提下，改变台湾当局的权力来源，成为未来两岸政治关系变数的祸根。（2）台湾知识阶层：他们比一般台湾民众享有较大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认为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自从大陆1970年代提出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后，台湾知识分子一直关注和研究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变化。解严前，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的政策，将祖国大陆定位为“戡乱地区”。受此影响和制约，台湾知识分子中关于两岸关系的主导思想只能与国民党当局一致。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从台湾的国际环境和“反攻大陆”几无可能的现状出发，思考两岸政治关系。台湾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一些新生代的知识分子就认识到，“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只是虚假的政治现象，开始放弃台湾代表整个中国的所谓“大中国情愫”，而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革新保台”的口号。之后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台湾知识分子丢弃“大中国”意识，抬升“台湾意识”，要求从现实出发，调整价值观和行为。台湾解严和“宪改”后，具有上述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主流。他们要求在两岸关系的互动中，立足台湾，从台湾利益出发，不赞成两岸立即统一，更反对台湾“独立”，而是主张重新定位两岸政治关系，建立两岸之间所谓“合理的、稳定的”长远关系。这种自下而上推动重新定位两岸政治关系的运动，背后隐藏了拓展台湾“外交空间”的需要，因而要求台湾当局放弃对大陆“戡乱地区”的定位，并重新定义两岸政治关系。（3）台湾民众：解严后，放弃了国民党的政策主张，但由于台湾当局长期的“反共”教育和两岸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两岸统一后的不确定感增强。台湾民众对两岸统一后的不确定感和希望保持现状的心态，因解严后迅速“民主化”和“本土化”而变得更加强烈、普遍。民粹式的选举使得台湾政治人物讨好选民，而二者的非良性互动是岛内分裂、分离倾向能长期存在而两岸政治关系难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1980-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的泛滥，及与“台独”思潮的结合，使得台湾民众出现割裂历史的认同，发展至今成为“台独”的主要社会根源。

　　上述原因使得台湾当局逐渐修正自己的两岸政治定位：“中华民国”是主权及于中国大陆、而治权仅限于台澎金马，或“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民进党则在存在着更多的两岸政治定位论述，但基本上都是仅把台湾界定为“以台澎金马为领土的国家”，尽管如此，民进党执政的八年间也未突破“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　

　　上述两岸三党的合法性论述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均坚持“一个中国”框架或架构，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主权；而民进党则认为两岸有两个互不隶属的“主权”及治权。这就是主要分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