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症结不在时代正义 而是贫富差距

　　台湾《中国时报》今日发表作家杨渡的评论文章指出，台湾真正该要求的，是为弱势的、受苦的、贫穷的、偏乡的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上免费的学校，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有未来，缩小贫富差距，让底层的人有机会活出来。把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阶级问题，简化为世代矛盾，这是在转移焦点、模糊焦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阴谋，但确实会让年轻人搞错方向，统统变傻了。

　　评论摘编如下：

　　孩子看报问我“世代正义”，我忍不住笑起来反问他：“你真的相信不正义是来自世代？而不是其他？”

　　什么叫“世代正义”？我们来看看上一个世代的故事吧。

　　那些早年在RCA（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的女工，上世纪70年代，青春正当时，去一家跨地区公司，还是最流行且台湾刚刚开始有的电视机的制造工厂工作。你想，那是多么欢喜快乐、光宗耀祖的事。谁知道那公司是污染工厂，长年以有机溶剂三氯乙烯、四氯乙烯作清洁剂，未善尽管控责任且违法倾倒，严重污染土地与地下水，很多女工罹患癌症。1998年员工成立自救会后，根据他们搜集的资料，有上千人罹癌，逾260人死亡。

　　这个世代，在台湾走向加工出口型经济的时代，进入工厂做工，面对污染而毫无防备能力，最后工厂因污染，资本家立即撤走，留下烂摊子。劳工一无所有，牺牲了健康，牺牲了青春，甚至最后讨一个赔偿都得诉讼15年，才得到法院的判决。但只是判决，赔偿金还在追啊！

　　请问，上个世代的正义，找谁去讨？那时台湾牺牲的环境，找谁去要？

　　理论家说，“世代正义”是要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牺牲下一代的环境，只图现世代的享受。没错，但这是上一个世代的错吗？或者是一群跨地区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搞“公害输出”的后果？上一个世代的女工，以及在各种恶劣环境下劳动的人啊，他们难道不是被剥削得最严重的世代？那么，所谓“世代正义”？问题在世代吗？还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

　　不要忘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正是日本污染问题变严重，环境公害层出不穷而劳动成本上升的时期，日本因此公害输出，把一些农药厂、化工厂换到台湾来。他们宁可让农药在台湾生产，再跟台湾买进，也不愿意在日本生产。美国也一样输出公害，所以才有RCA。

　　那时，台湾还不知道这些污染的严重性，所以高高兴兴地发展，牺牲自然环境、劳工健康、土地资源、社会安全，甚至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还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与日本合称为“雁行模式”。意思是说，日本如1只大雁，带了4只小雁，向前飞行。这就是那些年代被称颂不已的“亚洲经济奇迹”。

　　然而，赚得的钱，到了谁的口袋里？是上一代劳工吗？还是那些跨地区公司？或者企业家？那么所谓正义不正义的核心，是一个世代的问题吗？或者是一个跨地区资本对台湾地区的掠夺？

　　这些问题搞不清楚，只讲“世代正义”，就好像讲环境问题，不谈污染与公害的解决，只谈道德性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是一样无用的。这就像特朗普讲“让美国伟大”，但伟大的结果竟是退出“巴黎协议”，是一样的可笑。

　　当然，也有人把“世代正义”跟年轻人能不能买得起房子、帮助年轻人就业、协助年轻人贷款创业之类的议题搞在一起，这就更为好笑了。

　　说白了，年轻人买不买得起房子，就业如何，不是一个世代问题。不然你看看特朗普的孩子，有这样的困难吗？那样的世代，是穷孩子可以比的吗？而关厂劳工的孩子、农民的孩子甚至上不起学，同样是这个世代，命运如此不同，是世代的缘故吗？

　　上世纪50年代，台湾穷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去读师范学校，学杂费全免，吃住全包，还有零用钱，可以买文具。毕业后教书几年，就可以去读其他大学了。多少艺术家、文学作家都从此出。当年的老师也乐于在师范教书，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但现在穷人家的孩子还有这个机会吗？没有改变的机会，谈什么正义？

　　说白了，真正该要求的，是为弱势的、受苦的、贫穷的、偏乡的孩子，创造机会，让他们可以上免费的学校，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有未来，才能让贫富差距缩小，让底层的人有机会活出来。把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阶级问题，简化为世代矛盾，这是在转移焦点、模糊焦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阴谋，但确实会让年轻人搞错方向，统统变傻了。而统治者，就高兴了。（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