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我抱着的不是老兵的遗骨，而是满满的乡愁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1949年13岁的高秉涵随逃难人潮去到台湾，不料从此与家人天各一方、骨肉分离。直至42年后，1991年55岁的他才得以回到山东故乡探亲，但等待他的却是母亲的孤坟。高秉涵还是“幸运”的。许许多多的老兵在台湾孤寂一生，到死也没能再看到故乡一眼。为了达成老兵们的遗愿，这30年来，高秉涵一共抱了近200坛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大陆，最远的送到新疆。一开始有人揶揄他从律师变成“法师”，后来却深深地被他感动。高秉涵于2012年被评为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10月24日深夜，位于台北家里地下室，83岁的高秉涵正轻轻擦拭着亡故台湾的老兵李乃信的骨灰盒，像老朋友般叮嘱着：“老哥你别急，明天我就带你回家。”高秉涵的地下室有十多平方米，是他的书房。他带回大陆的近200坛台湾老兵骨灰，都曾在这地下室“小住”。有时工作太晚了，高秉涵就跟“老哥哥们”一起，睡在这地下室。第二天，高秉涵捧着骨灰盒，从台北松山机场飞往上海，亲手将骨灰盒交给了李乃信的女儿。

　　“死了也要回家”

　　高秉涵知道，那些孤苦无依、思念故土的台湾老兵，毕生的心愿就是回到大陆家乡。但很多思乡情切的老兵，一辈子都没盼到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的那一天。高秉涵说，“老兵们有句口头禅：活着做了游子，死了不能做游魂，活着要回家，死了也要回家。”

　　当年老兵们牵着高秉涵的手到台湾，如今他把亡故老兵们的骨灰一坛一坛地捧回大陆，让他们落叶归根，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高秉涵说：“对于父母，我的‘孝’交了白卷，因为我没有机会。但我现在也在尽孝，我带老兵们回家，我把我的孝转给了社会，转给了家国。”

　　1992年，高秉涵抱着第一位老兵王士祥的骨灰“回家”。1995年，200多名当年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而来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赴台时年龄最小，在会里也最年轻，被推选为会长。老兵们对高秉涵的嘱托就是：“你现在不能死，一定要等我们死了，把我们‘送回家’后才能死。”从那一回开始，抱老兵骨灰“回家”就成了高秉涵的使命。

　　义举被误当贩毒

　　30年来，高秉涵抱了近200坛台湾老兵的骨灰。然而，高秉涵的义举却频频遭到误解。他捧着骨灰坛回大陆时，常常被海关人员怀疑骨灰坛里装着的是毒品，后来经过检查才澄清了误会。每次领取老兵骨灰后，他都会把骨灰坛暂厝在家里的地下室，以致周围邻居还以为他不做律师，改行做法师了。

　　每次临近返乡，高秉涵都会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军人公墓里，有着上万坛的骨灰，贴着相片，有名字、有籍贯。最令高秉涵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到花莲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正好碰上台风，交通中断，他只好抱着骨灰坛，在一个小亭子待了一整晚，隔天才下山。

　　大多数拜托高秉涵的老兵都是孤老，和大陆的家人无从联系，在台湾也是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家”，“家”却常常没有方向。高秉涵说，“这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去世老兵都没办法找到家人，我只能按照他们的交代，将骨灰撒在他们所要求的村口、土地或已经无法辨明的老屋方向。”

　　高秉涵不仅送老兵骨灰回家，每年清明或中秋还陪在世的同乡一道返回大陆故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去”，高秉涵说，“我抱着那一坛又一坛的，不是老兵的遗骨，而是满满的乡愁。就让我们这一代人的乡愁把海峡填满吧，让以后回家的人路不再遥远。”

　　至死不娶 苦等大陆未婚妻29载

　　一坛坛骨灰背后是一个个辛酸的故事。高秉涵有一个山东老乡叫桑顺良，1949年随警校迁至台湾。高秉涵说，桑顺良相貌堂堂，却一直没结婚，以致被很多人误会。直到1978年桑顺良去世，高秉涵看到桑顺良的遗书，才解开了这位老乡终身未娶之谜。原来桑顺良一直在等着两岸和平统一了可以回去跟大陆的未婚妻结婚。桑顺良在遗书中嘱托高秉涵寻找其大陆未婚妻，如果未婚妻也没有结婚，而且还活着，就把他的骨灰交给未婚妻，如果未婚妻已不在世间，则请高秉涵把他的骨灰埋在未婚妻的墓旁。高秉涵这时才如梦初醒：桑顺良并非独身主义者，而是一位至情至性的真男子。他下决心，一定要为痴情的桑顺良找到当年在大陆的未婚妻。

　　在桑顺良去世十多年后，高秉涵费尽周折，终于在山东故乡找到了桑顺良的未婚妻。这位曾经的妙龄少女已熬成白发老妪，但一直未婚，原来她也在苦苦地等待桑顺良归来。当高秉涵把桑顺良的骨灰给她时，她失声痛哭，后来还办了冥婚。白发苍苍的她穿着大红礼服，抱着桑顺良的骨灰入了洞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高秉涵也百感交集，老泪纵横。两个月后，她也无疾而终。两人埋葬在一起。高秉涵说，他们活着时没能做比翼鸟，现在终于可以天长地久了。

　　“踩着尸体”赶上赴台尾班船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1949年13岁的高秉涵离开母亲，跟着逃难的人，用了半年时间从山东菏泽老家，历尽艰难走了2000公里路，于同年10月16日，挤上了从福建厦门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那是一艘军事登陆艇，因为承载量有限，人群疯了般向甲板涌去。关门时，挤在门当中的人有的被切掉了胳膊，有的切掉了头。没挤上船的兵，朝着船上开枪扫射，发泄怒火。

　　初到台湾，举目无亲的高秉涵睡在台北火车站，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1952年，高秉涵考入台湾建中夜校，后来考上大学攻读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成为金门驻军军事法庭的法官，最后成为了一名律师。

　　1982年，有一位已移民阿根廷的山东菏泽老乡卞永兰女士回大陆探亲，路经台湾，高秉涵恳请她带一些家乡的泥土回来。3公斤的菏泽泥土，一户一汤匙，用筷子弄平，分了50多户菏泽老乡。作为“分土人”，高秉涵得到了两汤匙泥土。他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而另一匙泥土，则泡水分七次喝了，以慰思乡之情。

　　1991年5月高秉涵终于回到山东故乡，但他在村口呆了半小时，不敢走进去，心情五味杂陈：回到阔别42年的家乡，固然高兴，但最思念的母亲已经去世，让他不禁悲从中来。

　　高秉涵的一生，凝聚了当年逃难到台湾的大陆民众的坎坷和艰辛，也让人更深刻体悟到两岸和平的重要和来之不易。（记者 蒋煌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