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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天津教案事件——曾国藩认“实”,李鸿章务“实”

时间:2012-11-19 14:33   来源:

  第一章 世上再无曾国藩

  第一节 天津教案事件——曾国藩认“实”,李鸿章务“实”

  进退两难——曾国藩的拖延战术

  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曾国藩年已六十。放到现在,他该退休看孙子了,可曾国藩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作为直隶总督的他,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岗位上尽着一个臣子的责任。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伴随着经常性的眩晕。没办法,曾国藩只好向朝廷打报告请求静养一段时间。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体谅他的难处,同意曾国藩带薪养病。

  无奈静养还没多久,天津那边却出了大事。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兴建教堂、广收教徒。在天津,法国传教士不仅修建了教堂,而且为了向中国民众表现“慈祥、文明”,还开办了“仁慈堂”来接收孤儿及弃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种作秀的善举却酝酿了一场灾祸。因为当时中国民众排外思想严重,所以传教士收养的婴儿很少。

  为了“增加业务”,传教士们就想出来个馊主意—送婴有奖,只要送来婴儿就有物质上的奖励。这么一来,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唯利是图,就四处拐骗婴儿,再将婴儿送往“仁慈堂”以获得奖金。更匪夷所思的是,“仁慈堂”收养的三四十个婴儿陆陆续续全死掉了。这下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有人说是法国传教士指使人去拐骗婴儿,还有人说传教士把婴儿弄死了,更邪乎的说法是传教士挖了婴儿的眼睛、心脏做迷药。谣言就是这样,越传越离谱,但老百姓还是将谣言信以为真,因为他们确实从心里恨死了在自己家门口为非作歹的长毛鬼子。

  官府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行动起来抓人贩子。6月18日,官府抓获了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他供述了在天主教徒王三的指示下迷拐婴儿的犯罪事实。事情传开后,民怨蓄势待发。当时在天津分管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当面对证。到了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证。虽经证实并没有挖眼剖心的事情,但聚集而来的群众情绪激昂。看到王三出来了,就纷纷捡起砖头砸这个大汉奸,顺带着把教堂的玻璃窗也砸得粉碎。法国领事丰大业拿着枪气势汹汹地跑到崇厚的衙门要求给个说法,崇厚劝了半天也没让丰大业消气,吓得逃跑了。

  这还没完,丰大业还真是“疯大爷”,等知县刘杰来到衙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连放数枪。幸好刘杰命大,自己没伤到,反而是手下受伤了。当官的拿洋人不敢怎么样,可老百姓却不怕。看着丰大业这么嚣张,大家一窝蜂地冲上去,把这位法国领事打死了,“群体性事件”引发了血案。打死了法国领事点燃了仇洋的导火索,百姓的怨恨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冲着教堂和洋人铆足了劲儿,天津全城处于混乱与厮杀中。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二十个外国人被打死,还有几十个中国天主教民被杀。城门起火,祸及池鱼。英、美、俄等国都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明显是洋人吃了亏,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法国联合英国、美国、比利时、俄国、普鲁士、西班牙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见事态越来越严重,便下诏让曾国藩去处理,他是直隶总督,他不去还能谁去。但他们也知道曾国藩还在休病假,所以圣旨倒是很“客气”—“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意思是只要曾国藩身体行就去。

  接到圣旨,曾国藩犹豫不决。他回想起两年前自己还是两江总督时,就遇到过教案这类棘手的事情。事情的起因与天津教案极其相似,而发生的地点在扬州。扬州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开的育婴堂,送去的婴儿接二连三地死亡,引起了公愤。虽然事后查明婴儿的死亡是中国乳娘虐待所致,但扬州的百姓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洋人身上。1868年8月22日,扬州发生了暴动,传教士被胖揍,育婴堂被关闭,英国的教堂被烧毁。和天津教案相比,只差没死洋人。英国领事麦华陀立即带领着英国士兵来到扬州,意思很明确,不妥善处理,大英帝国就不答应。

  当时曾国藩已经接到调令,去当直隶总督。他本可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给下一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但马新贻还没到任,拖着不是办法,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曾国藩开始和英国人较量,英国人却趾高气扬,而他并没有一味地退让。在国家外交这种事情上,必须软硬兼施。麦华陀来到总督府和曾国藩谈判,以为胜券在握,自己提什么条件都能得到满足,可曾国藩与他据理力争,弄得双方不欢而散。英国人向朝廷施压,进而通过朝廷向曾国藩施压,而且还把军舰开到南京,想用武力进行恐吓。曾国藩心中很纠结,他既想维护国家主权,又不敢因此事交恶洋人。这真是难为了他,本就无力和列强抗衡,又哪来谈判的资本呢?于是他只好采取了偏软的方法,扬州教案拖了三个月才处理完。

  曾国藩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被革职;被损财物按价赔偿;教堂前树石碑,说明政府保护西方传教。而曾国藩争取到的唯一好处就是英国不再过多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总算是保护了百姓。可对于曾国藩的处理结果,全国却是一片责难之声,骂他是卖国贼,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和声望,曾国藩有口难辩,真是费力不讨好。

  而现在曾国藩再一次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天津教案可要比扬州教案难处理得多,不仅死了人,而且还涉及多个国家。曾国藩知道天津教案的棘手程度,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一定会被世人唾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要是采取强硬态度呢,结果就是惹怒洋人,再开战事,生灵涂炭。就算老谋深算如曾国藩,在权衡轻重利害后也矛盾极了。他可以选择不去,称病就是了,毕竟他还在静养中。曾国藩最后还是毅然决定去处理天津教案,忠君爱国是曾国藩一直以来的处世信念,国家有难,作为国家椅仗的重臣怎能袖手旁观?曾国藩去了,不光买好了楠木棺材,还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家书。与其说是家书,还不如说是遗嘱,用一千多字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以及教导儿子处世的道理。从这也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次去天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可用“壮烈”二字来形容。

  阴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来到了天津,和他一起处理天津教案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与洋人打交道比较多,面对恶如豺狼的洋人,他就是一只小绵羊,洋人说什么是什么。本来曾国藩还想和洋人理论一番,可在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后,他决定先稳定局面。一张《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张贴了出来,这是曾国藩稳定局面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却让百姓心寒。因为告示主要是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才造成了这样混乱的局面。第二步就是听从崇厚的建议,将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这一步是在追究官员的责任。这两步措施的结果是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为他打上了“汉奸”的烙印。曾国藩很清楚这样做,一定会失去天津的民心,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除了崇厚的建议,他更看到了洋人背后的武力威胁,如果不让洋人满意,后果将更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平息事态,曾国藩还把精锐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抗议。

  接下来,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步,前两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三步才是关键,那就是查清事件的前因后果。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曾国藩写奏折向朝廷汇报了查明的事实和自己的分析。

  第一,当事人王三的口供有问题,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的指使没有证据;

  第二,询问了在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不是被拐来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

  第三,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修建的,天津百姓认为里面有猫腻,实地查看后,发现地窖只是放煤用的;

  第四,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

  第五,仁慈堂接收将死之人,让传教士给死者做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出来,以为被杀;

  第六,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分在不同的房间居住,很长时间见不了面,互相认为是被害了;

  第七,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都是晚上掩埋,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死亡状况与正常死亡不同。

  可以看出,曾国藩调查天津教案事件确实费了很多心血,不放过细节问题,从侧面说明他对此事的谨慎态度,但他遗漏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丰大业的挑衅行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曾国藩的调查报告,基本上将引发骚乱的责任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下一步处理埋下伏笔。

  查明了事件情况,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骚乱分子”,这件事情比较麻烦。事件没有前期预谋,民众属于自发而起的,没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场面非常混乱,谁动的手谁打的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而这时,法国方面也跳出来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共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罚凶手。

  表面上看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过分,但后面两条非常难办。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要求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朝廷也不会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民众暴动与官员的关系不大,所以杀了官员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铺天盖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两眼一抹黑,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

  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映,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只是一味地顺从看来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让他们满意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软硬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针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自己差点儿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骚乱,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

  法国公使罗淑亚见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将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

  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朝廷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朝廷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斗得不可开交。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但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已经后院起火。

  向清廷施完压后,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不再要求杀人,但要求有个交代。曾国藩建议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遣戍黑龙江,也就是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但清政府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比较重的刑罚。曾国藩却对朝廷的处理感到很失望,本来这几个官员被治罪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给几个官员作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也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才能让事件得到妥善处理,真让人费脑子。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抓人可是件麻烦事,不抓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的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一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

  就这样,朝廷指示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但那是对付太平天国,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但朝廷步步紧逼,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不能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的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朝廷还是认为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太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杀人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说实话,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整个过程来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再没有心思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而是听从于朝廷的安排。可能是病痛的折磨,也可能是厌倦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曾国藩只想一步一步让自己摆脱教案这个不好做又做不好的事情。这与原来这位“中兴之臣”的处世风格格格不入,曾国藩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出路,而不是把工作做好,这也许标志着曾国藩到了心智枯竭的时候。

  左右逢源——李鸿章的痞子工作法

  曾国藩的拖延战术还是惹怒了上层,不是不想干吗,那就挪地方换人,而正好这时候南方又出大事情了。接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杀了。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到总督府西边的校场检阅练兵情况,检阅完了就步行回府,当时一起的还有几个手下。走到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里蹿出一个人,拿着匕首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第二天马新贻不治而亡,而凶手自称叫张汶祥,当场被抓。堂堂两江总督,权位仅在直隶总督之下,手握清朝财政命脉,竟然被人当街刺杀,这可够耸人听闻的。清政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曾国藩走人,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兼办这起“刺马”案,而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不是别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可算是不浅,他是曾国藩的学生、幕僚、同事,两人的关系非常微妙。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将在后面一一为大家展开,现在我们先从天津教案说起。当时李鸿章的身份是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太子太保的头衔。

  可以说,李鸿章已经跻身高层的范围内,但还不是权力核心人物。而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他可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教案这种重大的事件,怎么能逃过他的耳目。而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也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一点儿置身事外的意思,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无疑义”,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

  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出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是效果还算可以。像泥鳅一样浑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个难。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虽然都是“实”,但含义却差别很大。曾国藩的“实”是事实、道理的实,李鸿章的“实”是实效、效果的实。曾国藩满脑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李鸿章却少了这些束缚。在天津教案事件上,曾国藩实在是进退两难。而对于这样尴尬的处境,曾国藩选择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来了清政府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上奏身体状况差强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的健康每况愈下,眩晕、呕吐成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换人呢,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换人吧。李鸿章成为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很好的选择。安排李鸿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朝廷寄希望于他拿出点儿真办法来。

  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的行动很快。他不是抓紧去天津接手曾国藩处理事件,而是先去了保定—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烫手山芋,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事宜。

  备受煎熬的曾国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他以病请辞,想置身事外,而朝廷真的将他调任了,他反而觉得朝廷对他不信任了。这对“一心忠君”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他狠下决心,杀,在这种情况下,心软就会毁掉自己。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抓人,又有数十名无辜的群众被当做暴徒送进了监牢。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15人、军流徒刑21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作处理。朝廷对曾国藩的奏章表示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等第一波人犯的处置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当然他来天津首先还是要拜会一下曾国藩,一是尽师生情谊,二是与曾国藩交换意见。两人见面不得不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痞子态度”,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怒道:“那痞子腔怎么用,你倒是用给我看看。“看到老师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李鸿章自然没有让曾国藩难堪,用“我只是随便说说”来搪塞曾国藩。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讲处世的基本原则,那就要诚心待人,如果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还不如踏踏实实和洋人交往,这样的结果可能更好。曾国藩的教导当时李鸿章不认为是好主意,所以他心里对“痞子态度”没有改变,他自有自己的想法。

  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后一次在重大国事中的交集,而两人不同的处理方式再次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这次的谈话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深远的,别看当时李鸿章好像有点儿不服气,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与洋人坦诚相待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多年后,连李鸿章自己都说:“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而“一言指示之力”就是指曾国藩教导的坦诚相待原则。为了践行曾国藩的原则,李鸿章总结出“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结论。

  放下后话不说,继续讲天津教案。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既然已经当了“卖国贼”,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很快,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5人,军徒25人。两次加起来共判死刑20人、充军流放25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杀了人、烧了房,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50万两,还派崇厚为专使向法国赔礼道歉。这就是曾国藩对整个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

  而这个意见一出,全国哗然,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对他的谩骂声此起彼伏,甚至有点儿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架势。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作为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毁,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官员们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父亲)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注意,这人和李鸿章没有关系,而且是一对死掐的冤家)、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直表示愤慨,而他们主张与洋人拼到底,乃至血战不止。曾国藩确实倒霉,天津教案绝对是一个毁人的大坑,谁跳进去谁就惹一身脏。爱国是正确的,可爱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难道曾国藩就想这样受洋人欺负?他一定不想,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和洋人谈不好那就打仗,就清朝剩下的那点儿家底儿,还不够塞列强牙缝的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奕譞等人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让他们和曾国藩换换,估计也很难拿出一个万全之策。曾国藩背负着历史罪人的大山,离开了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真是一个不祥的地方,他一定不想再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而剩下的事情就扔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离开了,李鸿章还在,后续的扫尾工作还需要他来完成。其实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处理意见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他能做的就是在细节上再讨价还价。李鸿章外交能力堪称清朝末年最强的,无怪乎他执政后期外国人视他为“无冕之王”。 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俄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并不要求抵偿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20名减为16名,还是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而在对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的“痞子工作法”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的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别看这都是些“小动作”,可给李鸿章带来了不错的口碑。政治上耍点儿小聪明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要看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

  从天津教案这个事情上看,李鸿章对使用政治小伎俩很是在行。首先,他在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天津,就是知道自己如果去得太早,势必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坏了名声,那没办法,只有让他做出处置决定,而自己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得少些。其次,国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做出点儿能鼓舞人心的事情,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小算盘打得那叫一个精,只是苦了曾国藩。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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