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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3-05-30 12:37   来源: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他把自己当成希特勒的儿子,”塞雷尼说,“所有他的运气,所有他的机会都是经由希特勒获得的。他喜欢希特勒,他爱希特勒,这也是一种报答。希特勒的确欣赏施佩尔,而施佩尔逐渐爱上了希特勒。”

  对于施佩尔来说,施佩尔对希特勒的感恩戴德和围绕在德国独裁者身边的政治气候形成了一个致命组合。由于自己的身份如此完全地依赖希特勒,因此,在施佩尔的意识里不允许有任何对元首的批评。他曾在他的某个建筑工地附近看到过一摊一摊的血。纳粹在德国全境突袭犹太人的“水晶之夜”过后,有一名实习的建筑师辞职了。但是,施佩尔说:“我心里装着其他的事情。”当1941年开始从柏林驱逐犹太人时,施佩尔写下了“一种不安的感觉,一种邪恶事件的预兆”,但是,塞雷尼对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不过是施佩尔的推诿之词。她惊讶的是,如果施佩尔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感到不安呢?

  “到了那个时候,”塞雷尼写道,“我对施佩尔在感觉难以置信时从浓重眉毛下射出的突然尖锐的目光非常熟悉。不但他的表情变得机警和谨慎,连他一向轻声细语的嗓音也突然发生了变化。‘我选择了看不见,’他冷淡地说,‘但我不是无知。’”

  1942年,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与战争生产部部长,他想继续保持视而不见和一无所知就变得越来越难了。施佩尔不再为有千年历史的德意志帝国设计集会和纪念仪式,现在他负责德国的军需生产和确保战争机器所需的劳动力。由于任命他担任此职务,希特勒挖掘出了施佩尔的真正天赋,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建筑师,而是作为一个经营管理者和行政管理者的才能。但是,就在施佩尔发现了自己真本事在哪里的时候,他们让他卷入了种种暴行之中。现在他要花更多的时间与希特勒的核心集团聚在一起,参与到涉及犹太人的会谈中。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施佩尔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我现在认为,当时如果我想要知道的话,我肯定能发现一些线索。”

  塞雷尼曾经问过施佩尔:如果他知道了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会做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问题我已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而且不断地希望我能给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吗?”施佩尔把头枕在他的手上,“我给自己的答案总是一样的,”施佩尔说,声音阴郁,略带嘶哑,“我会想办法继续帮助那个人赢得战争。”

  塞雷尼说,施佩尔的道德堕落“根源在于他对希特勒的情感依恋,他把它比作是浮士德与恶魔靡菲斯特的交易。多年以来,施佩尔的成就和成功深深地根植于此,他生活在一个日益增强的需要和依赖的恶性循环之中,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施佩尔小心谨慎地避免视察任何的劳改营或集中营,他唯一的一次参观集中营去的是毛特豪森,当时他和其他的视察员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不让他们看到任何感到震惊的事情。但是,施佩尔的新角色使得他离他这个部长犯下的罪行越来越近。1943年8月,他视察了位于哈茨山脉深处的多拉劳改营,这是一个地下工厂,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的V-2型火箭正在这里生产。在劳改营里,奴隶般的工人每天赤手空拳地工作18个小时,睡在他们挖出的隧道里,1 000多名战俘睡在4层的大通铺上,长度达到了100码。这里没有暖气和通风设施,也没有饮用水或是洗漱用水,寒冷、污秽和痢疾导致30 000人死于非命。

  “我毫无准备,”施佩尔告诉塞雷尼,“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恶劣的地方……我看到了死人……他们无法掩盖这一事实。那些活着的劳工不过是行尸走肉罢了。”

  3个月后,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和准军事部队成员聚集在波兹南(Posen),了解“最终解决方案”的有关情况,以便他们参与其中。有一个争论悬而未决,仍然激烈,那就是施佩尔是否还在那里听取了希姆莱(Himmler)关于灭绝犹太人的讲话。施佩尔认为他在希姆莱讲话前就离开了,但是塞雷尼和施佩尔本人都对他的记忆表示怀疑。可是,不管施佩尔是否真的出席了希姆莱的演讲,毫无疑问,他对讲话的内容是知情的。

  1944年1月,施佩尔在与其他希特勒核心圈子成员的权力角逐中败下阵来。他现在也不可避免地知晓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的身份所依赖的一切逐渐坍塌。施佩尔对希特勒的爱以及对希特勒塑造的施佩尔的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故意忘记不再奏效,施佩尔崩溃了。他们之间的结合突然断裂了。当他3个月后重新返回工作时,一切都已经变了。

  “再次见到希特勒让我震惊。当他走进房间时,我站了起来,他伸出手,快步走向我。但当我也伸出手时,我有了一种特别陌生的感觉。当然,我已经差不多有10周没有见他了,但这不是原因。这就是他的脸?我看着它并且想道:‘天哪,我怎么没发现他如此丑恶?蒜头鼻子,皮肤灰黄,这个人是谁?’” 

  魔咒被打破了。施佩尔发现希特勒所犯累累罪行的证据无处不在,他开始背地里无视他的命令,暗中破坏命令,并抵制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当他被捕和接受审讯时,施佩尔承认负有“共同责任”,但不承认犯罪。在羁押期间和被释放之后,施佩尔进行了激烈的自我斗争,不想承认自己是一个恶人,但他并不愚蠢。仿佛一个情侣大梦初醒一般,对于所发生之事,或者他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他并不十分了解。

  “他曾经爱过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爱德国,这就足够了,”塞雷尼告诉我,“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错了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希特勒同样错了,德国错了,自己也错了。施佩尔的悲剧在于,经过波兹南和多拉之行后,他真的想到了死。但是他求生的欲望很强,因此,实际上他是在用自己的余生挣扎着努力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塞雷尼对战后施佩尔生活的记述描写了围绕着施佩尔知道的事和必定知道的事之间的巨大斗争。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对他们把施佩尔看成是奸诈之人表示怀疑。虽然塞雷尼的确喜欢施佩尔,却不是替他辩解的人。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施佩尔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为了看清真相最终准备要做的事有多么地艰巨。她受到吸引,加入到了他的战斗之中,因为它极富人性。

  “不知道,那没关系。装糊涂也容易。知情可能就困难了,但至少它是真实的。最坏的情况是你不想知道,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一定是很坏的事。否则,你就不会那么不想知道真相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施佩尔在战后寻求真相的奋斗也是德国人的奋斗:不希望知道真相,又意识到面对真相是构建一个富有意义的未来的唯一途径,两种想法交织在一起。然而,施佩尔仍然对希特勒打造的自己的形象情有独钟,他无法变成另外一个人,恰如当德国人仍然沉溺在对过去的热爱之中时,德国就无法变成另外一个国家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挣扎所带来的痛苦,尤其是当我们产生了爱,并且不愿知晓真相的时候,痛苦就会产生。并不是说你一定是个战争罪犯才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国家、机构和个人全都可能会因为爱、因为相信自己是美好的、有价值的和受人尊重的这些幻想而受到蒙蔽。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简直就不能生存下去。可是,当我们对缺点和我们所爱之人或物的短处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而是在自欺欺人。正如科尔姆奥格尔曼所说:当我们假装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让自己失去了力量。这正是故意视而不见的悖论所在:恰恰在它将我们置于危险境地的时候,我们正以为它会让我们安然无恙。

  第3章    你的思考不会违背你的信念

  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是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

  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也一定有。

  为了生存,你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008年10月23日

  爱上一个思想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容易。“大思维”尤其让人着迷,它们给世界带来秩序,让生活充满意义。当我们加入政党、教会或政府时,我们会找到具有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灵魂伴侣,并且感觉生活变得完整。我们甚至会说与思想“结婚”了。我们的很多个性是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积极地寻求对这些信仰的认可所界定的。实际上,我们甚至更进一步:我们的大脑会区别对待任何可能挑战我们坚守的信仰的信息。

  2004年,一个由认知神经系统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开始探究这个过程实际是什么样的。埃默里大学的德鲁威斯顿(Drew Westen)对心理学家称为“动机性推理”和弗洛伊德称为“防御机制”的概念——人们调整他们的已知来避免焦虑和内疚等不良情绪产生的过程——产生了兴趣。威斯顿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大脑的神经网络会设法满足两种约束条件:认知约束条件,即人们会按照感觉合理的方式将信息汇集起来;以及情感约束条件,即人们会对吸收的信息感觉良好。 

  为了验证他的理论,威斯顿和他的研究小组招募了15名坚定的民主党人和15名坚定的共和党人,在他们读政治材料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他们的大脑。当他们躺在扫描仪中时,要阅读两个人写的文字,一份是布什总统的言论,一份是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言论。而且在每一对引文中,一个陈述完全符合候选人的身份,而另一个陈述则正好相反。威斯顿想要弄清的是:大脑会像处理不喜欢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那样处理中意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吗?

  实验发现,与候选人是同一个党的受试者对他们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言论表现出更强烈的不满。

  “他们毫不费力就能看出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之词,”威斯顿写道,“但是,当面对另一个人令人不安的政治信息时,神经元网络开始活跃,产生焦虑。大脑不但会通过错误的推理设法关闭焦虑,而且是迅速地做。充满情绪状态指令的神经回路似乎会为消除焦虑和冲突的信仰补充能量。”

  威斯顿说,大脑不会停止消除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矛盾之词。它会超时工作以“感觉舒服,激活给党羽所偏爱的‘理由’以少量正向强化的奖赏回路”。

  在威斯顿的实验中,大脑正在使用的奖赏回路与当吸毒者注射一次毒品时所激活的是同一回路。换句话说,当我们发现与我们一致的想法,或是能够消除让我们不安的想法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与一个瘾君子再次享受他的首选毒品时同一类型的幸福感,并且重拾信心,这种感受和吸毒者得到毒品时的感觉一样:世界一切美好。至少有片刻如此。

  大脑不喜欢冲突,它会拼命解决它。当我们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时,我们更容易找到一致之处,而不是找到分歧之点:毫不夸张地说,感觉好极了。但是,即使当大脑并不理性时,它也会感觉到理性。这意味着:当我们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信念时,我们就是在冒险,即对那些能告诉我们做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让我们身处险境。

编辑: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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