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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大事的细节

2020年05月12日 08:47:00来源:中国台湾网

汪毅夫(图片来源:台胞之家网站)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汪毅夫在香港中评网撰文,讲述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间发生的三个历史事件,并从“细节”的角度,以小见大,与读者网友分享了这些故事。以下是文章内容。

  清代“同光戌亥间”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间,台湾有日军“征台之役”、“天降”时疫和清廷“开山抚番之役”三件大事发生。我就此写了6篇短文:1.《地方志与“大代志”》;2.《“赏穿马褂”的理由》;3.《安徽老唐在台湾》;4.《唐定奎与“剿番开山”》;5.《西乡从道的故事》;6.《1874年台湾疫情的历史留痕》。短文短浅,只谈细节,却又因是“大事的细节”而见其事大也。譬如,关于“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与“化外游民”。当年,清廷明确指出:“生番地方,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视”,“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为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台湾地方官员则奉旨同日本侵略军头目西乡从道中将交涉,“带去《台湾府志》一本,内开琅峤十八社系属归化生番,交其阅看”。这个细节告诉我们:各民族“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的“国族”观念,是一致对外必须秉持的;外交无小事,清廷个别官员丧失“国族”观念、妄谓台湾“番社”住民为“化外游民”的不当言论,有相当恶劣的影响。又如,武力威胁与使用武力。唐定奎奉命率精锐部队入台,虽未交战却给了日本侵略军强大的军事威胁,是迫使日本侵略军撤出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武力威胁也是使用武力的一种方式。又如,疫情与军事。日本侵略军入台后遭遇疫情,军中疫死者500余人。清军各部的兵员和战斗力也因疫情而有所减损。重大疫情往往会对军事发生重大影响。

   今天要补充的也是相关细节的参考资讯。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62页记:“倭奴为天所弃,遘疫甚酷。有窃见西乡(按,日本侵略军头目西乡从道中将)疏草一段者,其声哀厉”;第65—66页记:“倭奴为天所弃,病疫者多,其帅急欲退兵,而其主贪心不戢,内变将作”。显然,疫情不仅减损了日本侵略军兵员和战斗力,还严重影响其士气和军心。该书第210页记:“淮军病疫,势若燎原。四小统领,仅存其一。文员殁者五十余人”,据此可知,唐定奎部后来也发生了严重疫情。

  徐天胎《福建民国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附录之《李鸿章与福建》记:“日本寻衅台湾,由琅峤攻据牡丹番社,朝旨授沈葆桢为钦差总理台防大臣,李鸿章谓沈葆桢无兵不威,因函告葆桢,以唐定奎所部铭军驻防徐州之六千五百人东渡援台,协济新式洋枪炮药弹水雷,攻守器具甚备。而迭函诫沈葆桢慎固边防,勿遽开衅,劝其忍辱负重,坚持定见。沈葆桢屡欲与战,李鸿章屡书讽止,卒能定议罢兵”。从《沈文肃公牍》所收沈葆桢巡台期间给李鸿章的公牍30件可知,李鸿章确实亦是“迭函”、“屡书”于沈葆桢也。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唐定奎率精锐部队入台,可对日本侵略军发生武力威胁、亦可随时对日本侵略军开战。试想,当年日军若敢开衅必被就地全歼也。

  附带言之,《李鸿章与福建》是徐天胎从吴汝纶编著的《李文忠公事略》(日本三省书店1902年版) 抄录的。梁启超写于同期的《李鸿章》(1901。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另外一种书。 徐天胎又名徐吾行(1906—1987 )生前是福建省文史馆馆员,著述颇丰。(编辑:田云鹏)

[责任编辑:田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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