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宗海：两岸“和平协议”是否能签署的回顾与前瞻

　　贰、两岸创议“和平协议”的历史背景介绍

　　一、辜汪会谈时期前后，台北与北京对“和平协议”的看法与立场

　　在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辜汪会谈”开始接近成熟举行之时，自台北传出的消息称谓，规划中的辜汪会谈最终目标可能是由海基与海协会负责人共同发表一份类似两岸和平声明，向外界公开宣称两岸均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消息中并说，由于参与会谈的海基会与海协会双方负责人，均是两岸当局的授权代表，因此若能顺利达成此一目标，其意义及影响将使两岸关系，迈入另一个新的纪元。

　　建立一个两岸均感到安定与安全的环境，当是台北与北京当局极愿意见到的结果。但是辜汪会谈里，传言中“两岸和平协议”并没有触及，除了因为议题没有设定，可作为形式上的解释之外，在实质上，应该有两项基本结构性的问题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第一，有关一个中国的内涵，海峡两岸显见彼此会有很大的差距。第二，北京在两岸政治定位没有明确化的前提下，不愿进行双方的官方接触。

　　另外，笔者于1994年7月31日再度前往北京得有机会与王兆国会晤时，也曾在“终止两岸敌对状态可行性”的议题上，得到王比较肯定的答复，亦即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北京可就“终止敌对”或“和平协议”的议题与台北商谈，并达成协议。

　　二、九零年代中期之后：两岸高层对终止敌对状态协议签署之支持

　　事实上，江泽民在1995年1月30日所发表的新春谈话，即揭示他“郑重建议双方（海峡两岸）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的主张，而这项主张随即就被中共决策当局认为是“中共现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 而在“江八点”宣示之前，一直对两岸是否可签署和平协议一事，未表示明确态度的海协会，也开始对这个问题有坚定的看法，1995年3月20日，前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在理事会的记者会上就指出，两岸间有关停止敌对状态协议，应由两方共同商量，不应由单方来作成决定。他认为协议的条文可简单可复杂。简单就是“两岸停止敌对状态”一句话，复杂的话，就要考虑到内容，需由双方来协议。由此可见，“江八点”中所称“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也成为北京当局对此项措施正式用辞。

　　至于台北方面，在1991年4月宣告动员戡乱时期的终止，就是最显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的倾向。但是在“江八点”正式宣告之后，特别对于双方终止敌对状态的提议，台北的反应显示得非常强烈，不管是政府高层，在野党派以及新闻媒体大都给予正面响应，特别是李登辉在1995年4月8日对国统会的一篇讲话里，有相当明确而且具体的看法︰

　　“我们将由政府有关部门，针对结束敌对状态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规划，当中共正式宣布放弃对台澎金马使用武力后，即在最适当的时机，就双方如何举行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进行预备性协商。”

　　1996年，李登辉于3月26日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李还是持续上面的看法说︰“现在起我们将努力建立国内共识，以签订结束海峡两岸冲突的和平协议为优先政策”。 就在同时间内，台北所有与两岸关系有关的组织与机构，如陆策组、陆委会与海基会，均表达了正在积极规划或愿意执行“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相关事宜。 而凑巧的是，江泽民也在新年讲话时重提“江八点”对台政策。 而中共总理李鹏在纪念“江八点”发表一周年之时，也再度重申江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之主张。 一方面这显示两边领导人有其相互呼应的默契，而另一方面，也显出“江八点”与“李六条”最有交集的地方就是两岸当局均愿来谈判如何终止双方的敌对状态。

　　三、进入廿一世纪：两岸对“和平协议”仍有需求，但欲振乏力

　　从2000年就职演说开始，陈水扁就建立了两岸之间必须要产生“和平”或“和解”的终局。在文告中他有建议“冷战已经结束，此刻就是两岸共创和解时代的新契机。” 此后，寻求两岸之间的“和平”，一直是他对两岸政策讲稿中的重点。

　　但是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发表了“一边一国”的主张，似乎浇熄了他在专注“两岸和平”方面的努力。不过陈水扁似乎并不觉得和平的气氛已逐渐在他宣示“一边一国”主张后褪去。2003年1月1日他第一次提出比较具体的建议，希望建立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让两岸在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创造经济发展的共同利基，营造长期交往的良性环境。

　　在这里所谓“和平稳定的互动架构”，其实就是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推动“两岸消除敌对状态，建立和平环境”的措施。所以2004年5月在陈水扁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就提出了要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凝聚朝野的智慧与全民的共识，拟定“两岸和平发展纲领”，共同策进两岸和平稳定，永续发展的新关系。

　　是不是“和平架构”的建议设置就取代了“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谈判？ 2004年10月10日陈水扁的“国庆致词”有段话值得重视。他说：“长远看来，两岸应该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并且透过协商谈判，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同步检讨两岸军备政策，甚至共同研议形成“海峡行为准则”，作为台海永久和平的具体保障”。在这里，台北看法是：两岸敌对状态的正式结束，应透过具体的措施，包括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的建立，两岸军备政策的检讨，以及海峡行为准则的形成，才算是完整的具备了结束敌对状态的程序。这与中共所称在一中原则下，只就“正式终止两岸敌对状态”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显然在过程中有很大程度的差别。

　　其实在台湾政党轮替之后，北京对“两岸终止敌对状态”的议题已经有点像“对一个政策基调”在重复宣示。不过，还是显示出不少新意。

　　2002年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是勉强称的上对“两岸终止敌对状态”是有新的说法 ：第一、当然将这个议题列入党的重要文件里，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中共将此议题与国际空间问题与台湾政治定位问题并列，成为“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中唯一被指明的三个议题之一。

　　2004年的“五一七声明”基本上延续了十六大政治报告的基调，提出“恢复两岸对话与谈判、平等协商、正式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共同构成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框架。” 这显见是响应陈水扁的建议，具有一定程度“善意”，可惜由于五一七声明比陈水扁就职演说提早发表，让这份“善意”与“新意”全被淹没。

　　2005年3月4日胡四点还是相同调子，提出“只要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两岸的对话和谈判就可以恢复，…可以谈我们已经提出的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和建立军事互信。”包括稍后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也在第七条正式规范，两岸可以进行协商与谈判，其中一项便是“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不过严格说起来，北京已经没有像1993年辜汪会谈前后时期对此一议题所呈显的急迫性与需求性。

　　四、2008年之后：“和平恊议”，台北从过去抽象说辞到现今主动争取

　　马英九赢得大选之后的就任演说 ，充满对两岸和平的期许：首先，在两岸之间，马英九提出要先“和解休兵”，期能走向“和平共荣”。同时，对照过去民进党执政期间被国际社会指责为“麻烦制造者”（trouble maker），马也提出了台湾未来一定要在台海成为“和平制造者”（peace maker）。更重要的是，马的新三不政策中的“不统、不独、不武”，均与台海紧张情势有关，其中“不武”更是要为两岸和平去奠定基调。

　　此外，马英九也单独用了“九二共识”一词，来说明台北今后将在这基础上恢复两岸协商。虽然他在演说中先技术性地将“九二共识”定位是在“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但是当马先前在文中已说明“宪法一中”的架构，而且并强调今后“尊宪”或“行宪”将重要过“修宪”，先凭这点，加上特别说明是一九九二年的共识，而并非只是单独的“一中各表”。

　　这种“不独”而且坚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与王毅在2009年4月26日会见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叙述“如何解决两岸矛盾与分析，以及处理两岸政治与军事等敏感问题”的观点几乎就是一致。王毅说：两岸要处理上述问题，“就是要建立互信，建立互信的基础就是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

　　至于马英九选前曾说如果一旦当选，将在“三不(不统、不独、不武)原则”下，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与北京重启两岸对话。 等到他当选之后，更加认为一但恢复两岸谈判，要回归到两会协商制度，而且他也具体提出要与北京签订两岸经济、和平协议，以维持台海和平为前提。

　　两会协商制度的运作会走向经济、和平协议的最终签订，马英九的说法给了外界更大想象空间。2008年6月到2015年4月，两岸两会总共举行了十次“两会领导人会谈”，签署了廿一项协议，提供了两岸人民对“和平协议”最终签署正面期待的基础。

　　五、2012年之后：“和平恊议”较少提及，北京偏重在两岸和平发展的深化

　　但是2012年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在重大场合谈话中，则未再提过“和平协议”四字，通常只以“和平发展”的说法一笔带过。譬如说，最早在2012年11月回复马英九贺电时就提到：“由衷期望贵我两党把握历史机遇，深化互信，筑牢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果，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直至2015年3月4日，习近平在两会举行期间发表谈话，习还是这样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维护两岸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也是通向和平统一的光明大道，我们应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坚持共同政治基础，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携手实现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