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兆民：两岸关系2.0新思维——中间理论的分析途径
四、中间理论的思维背景：后美国时代的来临
依据美国国防部公布《2011年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指出，虽然台海两岸关系改善，然而台海军力平衡持续向中倾斜。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并指称，台海安全挑战涵盖多面向，不是一个特定武器就能扭转一切情势。 其暗指台湾即使买到F16C/D战机也改变不了“向中倾斜”的台海军事情势。现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更主张“预防性外交”，建议美国对大陆采取防御性交，强化双边安全合作关系，塑造中国的亚洲大国之路，使中美关系走向伙件而非敌人。 卡特并进一步的指出，有些人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在亚太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成长也会压缩美国年轻人的机会，我拒绝这样的零和思维，“中国的得，未必就是美国的失，而是可以双赢”。 其声明，适足以明示，美国早已采取与中国大陆战略合作方式，促进伙伴关系，甚至有“弃台论” ，以便在中美竞合中不断成就美方利益的亚太政策。
毋庸质疑，美方非常担忧中国大陆崛起后对亚太造成的影响，更关切两岸政治对话势必推动。问题是，当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及两岸互动日益深化后，是否会伤害美方的亚太利益？所以，一方面忧心“中国大陆不透明的国防预算，在互联网空间里的行动，在南海等地的一些行为都引发了一些严肃的疑问。” 另一方面更是极度关切台湾是否想绕过美国？意图与中国大陆进行安全合作，因此基于美方的亚太利益，当然要紧迫压制亚太国家、台湾与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是以，为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才有“弃台论”产生。笔者认为，基于美国的核心利益，这种想法必然会有愈来愈多的学者讨论。事实上，美国智库专家巴奈特（Thomas Barnet）、怀特（Milligan Whyte）和戴敏（Dai Min）等人皆主张，为建立更稳定的中美关系，美国和中国应签定新的中美大战略协议，包括把台湾局势非军事化，以便中国大陆减少对台的军事打击部署等。
更值得台湾关注者，是台海军力“向中倾斜”的情势下，应如何采取战略操作，以维护台湾的战略利益？问题是台海军力向来是“向中倾斜”，以台湾之力很难改变，但台湾是否可以发挥其战略价值，将其扭转为“有利于台湾战略利益”的“向中倾斜”。而如何扭转情势？笔者主张台湾必须有“向中间靠”策略的新思维，正如贺特林的“中间理论”( the midpoint of a line)，以便同时获致来自于西方以及东方的利益，因为现阶段的台美中三方关系，早已非过去的与一方疏离，必然获得他方接近的三角关系，而是诚如前述，在“两岸关系2.0”下的直线互动模式。
再以美台军售为例，就在2011年8月，美方对台军售之前，美国副总统拜登（Joseph Biden）早已访问中国，就对台军售问题进行协商。 其适足以说明，有关是否“暂停对台军售”早已成为美中较劲与谈判的筹码。美国《纽约时报》言论版，于2011年11月10日刊出一篇以《放弃台湾，救美国经济》为题的投书，文章作者是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员的保罗．肯恩(Paul V. Kane)建议欧巴马政府关起门来与北京当局协商，以终止对台军售及军事协助，交换中国大陆一笔勾销美国的1.14兆美元债务。 然而台湾呢？在两强竞合中，仅能任人摆布？难道台湾不能有所为，去捍卫台湾的战略利益吗？中美两方的战略认知正在进行某种竸合，两方正在亚太地区寻求新伙伴关系的战略定位。而面对此一新局，台湾应如何因应？为了找寻最佳的战略定位，这是非常值得台湾方面关注的议题。
诚如上述，美国的战略策士早已在积极地思考，倘若台湾逐渐倾向与中国大陆进一步开启政治或军事议题对话，甚至展开实质性的经济与社会融合时，美国该如何因应两岸结构性的变迁，以期继续维持在台海地区的战略经贸利益。而其主流思维是台湾必须严肃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马英九政府如果能够妥善处理两岸关系，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积极发展建设性合作互动，并以经济策略措施吸引大量外国投资，其实台湾不必畏惧“中国崛起”。正如2012年1月举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欧巴马政府在关键时刻派遣相当于副国务卿级别的国际开发署署长瑞吉夫?夏哈(RajivShah)、能源部常务副部长丹尼尔?伯纳曼(DanielB．Poneman)等高官接踵访台，不断突破长期以来访台官员层级的限制，并宣布台湾正式成为美国免签证计划“候选国”，通过这一系列行动暗助马英九连任。对此，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的诠释是：“奥巴马政府不断重复表示对马英九两岸政策所产生的成果予以称许，如果没有采取行动来相应增进美台关系，那不是很奇怪吗”。
此外，随着中国整体综合实力的成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已受到中国挑战 ，而美国及亚太主要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信任不足，因此仍普遍采取“两手策略”。依此战略思维，美国遂即通过既有的军事同盟框架，继续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友之同盟关系；并积极通过参与、直接或间接介入钓鱼岛和南海等领土争端，形成对中国大陆的战略牵制。为了配合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欧巴马政府采取了诸多实际措施强化亚太军力，例如，2012年1月，欧巴马公布美国的新军事战略，正式宣布美国的国防安全重心向亚太转移。 2012年3月，当时为国防部副部长的现任部长艾斯顿?卡特(Ashton B. Carter)亦表示，未来几年，美国海军60%的军舰将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包括增加一艘航母，使美国部署在亚太地区的航母数量达到六艘。此外，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将加强轮换，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军数量将“只增不减”。 毋庸质疑，美国重返亚洲的强势做为，已然促使亚太国家开始面临“亲美”、“亲中”、“等距平衡”，或“自主发展”等战略抉择的犹豫。做为美国强化同盟关系的这些国家，是否愿意与美国共舞？
换言之，亚太各国一方面迎合“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中国大陆国力增强后对这些国家的威胁。所以，依据美方战略设想，只要台湾方面不以激烈的台独策略挑衅中国大陆，或者明确地表示将加速与中国大陆进行政经融合，美国与亚太各国都会愿意与台湾加强政经交流与合作。
正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在其新着《中国世纪》The ChineseCentury中的主张：
中国大陆正通过许多新建的多边机构，如创立亚洲基础建设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试图与亚洲地区其它多个国家一道建设，致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援助，在这些机构中，中国将会有一个更大的，也许是占主导地位的角色，而美国反而在试图阻止这种努力。事实上，这些国家广泛地认识到，投资基础设施需求数万亿美元，这已经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和现有的多边机构的能力。对于这些需求，美国国会一方面说不的同时，却又摆弄武力，因而那些国家不愿参加。因此，美国应放弃遏制中国。
吾人必须正视者，是随着中国大陆崛起，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弱化。华府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出版的《战略亚洲2011─2012：亚太国家对中国及印度崛起的反应》（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专书指出，亚太整体战略形势随着中国与印度崛起，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松动；同时，多数的亚太国家在面临美中战略竞合复杂化的形势中，普遍产生选边站的焦虑感和战略犹豫，并促使其认真的思考，如何在亚太新形势中，灵活地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位置； 对美国而言，“中国与印度崛起”所引发的挑战已经开始，而美国的应对策略准备好了吗？
事实上，面对南海问题，美国也同样面临战略选择的两难局面。美国一方面与其它声索国强化合作关系，以便围堵中国崛起在亚洲势力的扩张；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中国大陆合作，因为美中双边关系不仅仅是南海，正如2014年9月9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斯(Susan Rice）访华之际，韦巴德(Jeffrey Bader)、利伯索尔(Kenneth Lieberthal)和退役海军少将麦克德维特(Michael McDevitt)等三名熟知美国对华政策的前高官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论文，提醒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要“条件反射式地与其它声索国站在一起”，因为对抗或冲突将导致对其他许多关键问题的管控难度大大增加，比如伊朗和朝鲜核计划，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抗击气候变化以及维护东海和台海和平等等问题都需要中国大陆的支持与合作。
诚如前述，由于中国大陆崛起所导致的“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已然来临。美国学者札戈里亚（Fareed Zakaria）于2008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刊登专文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当今世界已进入“后美国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权力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崛起，第二次是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最近20年开始的美国之外的世界崛起；并认为，这次调整和以往不同，后美国时代的世界不会充满黑暗和危险，反而是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全球发展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经济强国出现，而中国和印度崛起，是这个后美国时代最直接的表现。
此外，美方认为台方的“弃美论”亦油然而生，2012年8月21日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华府表示，台湾在东海及南海问题上坚持不与北京协调或连手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近期不仅在美国出现“弃台论”，美国也有少数人开始担心台湾为了大陆而放弃美国。 受到这一波“弃美论”影响的是美国众议院议员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他在同年8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台湾人通过投票告诉人们‘我们不再需要美国，我们要确保北京和北京领导人把我们当成朋友，能善待我们’。”罗拉巴克原是众议院台湾议员团(Taiwan Caucus)的创始人，但他后来退出了台湾议员团。原因是他认为：“台湾现在的大陆政策，看来是不需要美国，当然也不需要我罗拉巴克议员了。”
事实上，“弃美论”并非新论调，早在2010年2月美国学者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便提出台湾的“芬兰化”是有利于美国的“弃美论”。他认为台湾一直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此种战略思维的悲剧性后果是，反而增加了北京被包围和对其海军劣势的担忧，因而促使中国大陆更投入于军事发展与建设；台湾为了自身利益，包容并接受权力现实，势必发展出一种倾向，即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两岸的整合来寻求安全，以便寻求与大陆的最佳交易结果。所以台湾的“芬兰化”是有现实可能性的。 这与罗拉巴克对台湾“弃美”不满态度有所不同的是，吉雷认为台湾“弃美”是有利于美国的，因为台湾“弃美”消除了美中关系中的一大紧张点，正是“芬兰化”将使台湾摆脱这个悖论，使华盛顿和北京间的这个安全困境得以缓解，当然也使得美国得以在新的基础上与北京打交道。
不论是美国的“重返亚洲”、“弃台论”，亦或是台湾的“弃美论”，皆再再显示后美国时代已然开始，否则不会有上述论调出现。面对后美国时代的来临，中国大陆正积极地建构由中国主导的亚太区域安全稳定的新局面，依据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0年7月发行的《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专论“China vs. the Western Campaign for Iran Sanctions＂的分析，指出中国方面正积极地发挥其经济资源的影响力，做为推展国际战略的工具，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周边国家和国际性的多边组织与论坛中，主动发挥领导性角色与功能。 为达成其战略目标，中国大陆一方面采取强化大陆内部经济军事实力的积极作为；同时，也在外交策略上，运用“多管齐下”的方式，建立中国在国际间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地位，以期达到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 据此，中国大陆对台湾亦是采取“多管齐下”的战略目标，积极与台湾建立具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以便积极争取台湾的战略价值。
综上所述，新时期亚洲各国面对中美竞争的特性是，同时选边的“向中间靠”：各国愈来愈熟稔于游走在中美之间，一方面是美国紧密盟友，另一方面又更积极于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亚洲经济圈；其它如英国、澳洲等传统美国盟友亦复如是。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必须艰难选边的“政策困境”早已不再是“困境”，相反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出现中美竞合的世界之后，两面表态、同时选边的“向中间靠”成了多数的第三国的务实作法。
另一特性是“务实主义”：愿意与竞争者合作的“务实主义”，也就是，现今的国际经贸政治运作中，过去经常常干扰经贸议题的政治价值性议题，例如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等价值思维不再受到重视，务实主义的经贸政策早已逐步成为主流。
问题是，台湾应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亚太局势丕变，中美两强正为争取该区战略利益竞合的新局势？台湾是否有新的战略思维，方能“多管齐下”地去争取台湾的战略利益？长期以来，囿于传统冷战时期的“封锁下冷和平”(blocked cold peace)思维，台湾一方面采取服务于美国战略架构下的战略思维，以便获得美国安全保证；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当前与中国大陆无政治与军事互信的制约下，仍以“政经分离”的回避方式处理两岸关系，以便因应中国崛起与美中两强竞争下的亚太新局；此种冷战思维，实未能正视台湾在两方竞争中，做为被争取对象时所倍增的战略价值。事实上，“弃台论”一直都不是美国主流的战略思维。所以，不论是从“重返亚洲”或“弃美论”而言，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暨合作程度与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程度是呈正比发展。
新加坡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辛格(Bilveer Singh)，在2011年8月台湾国防部主办的“区域安全国防论坛”中，认为在南海议题上“台湾太安静了”，并主张拥有南海主权的台湾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宣示行动。 详言之，台湾在两强竞合中，必须有所做为，就是将美国报告书中的台海军力“向中倾斜”的不对等三角关系，借由向中间靠的“互信2.0”建构出新的战略着力点，扭转为有利于台湾双重利益的直线关系。笔者认为，这个着力点正是“两岸关系2.0”的新思维。换言之，在中美较劲下的后美国时代，台湾应利用各种可操之在我的政策工具，方能创造出更多的战略选择空间。
笔者强调的“互信2.0”是以向中间靠的合作、分享与互助思维，来诠释当前两岸“合作安全”的需求，因为向中间靠的策略思维，更强调的是互助合作与分享，更甚者是包容与平等对待的先验思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两岸共创中国梦”；亦诚如之前ECFA暨《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的签定，适足以证明两岸之间更需要“合作安全”的向中间靠思维，去铺陈两岸间的互助与安全合作关系。
寻求最佳的战略定位需要一套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适时抓住机遇，统筹兼顾，多谋善断，及时开启“政策之窗”。在当机立断的同时，当然不能为眼前利益而犠牲损害长远利益。过去台湾的战略思维亦是以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强调军事安全的联美制中，使台湾成为美国第一岛链的要塞。然而，面对后美国时代的来临应如何自处？持续寻求美国的支持，是否能获致对台湾取有利的结果？还是在中美竞合中，重新定位台湾的战略平衡？这的确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指导政策的推行，以便应付诡谲又复杂的争议问题。
诚如美国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言：
中国崛起势必引起各大国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美国没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经历和经验，中国也没有同样的经历和经验。双方应想办法应对新的形势，相互承认对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寻求共同利益。美中应就双方关系长期战略进行讨论。
依其言，连美国都不断的想尽办法，面对中国崛起的亚太情势，并寻求长期的战略对话，以便磨合两方的新关系。反观台湾，面对中国崛起的后美国时代，是否已经具备的新战略思维以便因应亚太新情势？
笔者认为，后ECFA时代的到来，台湾必须正视台海现势已然改变。传统“两岸关系1.0”的冷战思维也应重新定义，必须追求的是动态的、与时精进的均势，而非建立在“对抗与封锁下的冷和平”。对台湾而言，应以“互信2.0”的政策行动，思考如何重新找到中美两方竞合下的着力点，就如中亚小国吉尔吉斯基于自我战略利益考虑，奉行典型的多边外交，一方面巩固与俄罗斯的传统战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美国积极发展战略合作，让美俄两国均在境内设立军事基地，同时与两强军事合作之下，为自己争取到不少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