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广：情系台海赤子梦 功在两岸史为基
情系台海赤子梦 功在两岸史为基
——读徐博东历史文集有感
欣闻老院长徐博东教授继研究台湾现状的宏篇巨制《台海风云见证录》出版后，早年从事历史研究的成果：《史海拾贝——徐博东历史文集》亦即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甚是高兴。作为晚学后辈，我有幸经先生特允，先睹为快。细细读来，不仅仿佛看到了先生当年深耕历史研究时期的一个个扎实的脚印，而且也豁然领悟了徐博东教授后来能够声播台海两岸决非偶然：与台湾的特殊渊源；在历史研究中养成的敏锐观察；大胆求索、锲而不舍、精雕细琢的学术素养等，正是他后来成为一个知名台湾问题研究专家的深基厚土。
这部历史文集主要是徐博东教授1982年至1989年的8年间，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一阶段是他在文革后从农村返城、正式从事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开始阶段。20世纪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当时作为一个中青年学者的徐博东开始新的人生历程的重要阶段。从文集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位当年深受文化大革命冲击、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徐博东，把自己的研究重点选择在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和丘逢甲研究方面。
这一抉择决非偶然，与他颇具传奇色彩的家世有关，更与令他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隔海相望的人生现实有关。研究丘逢甲，既有近水楼台之利，也有徐家与丘家的历史渊源。丘逢甲的祖籍也是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客家人，是近代台湾反割台抗日先驱。抗日战争爆发后，丘逢甲的公子丘念台子承父业，亲赴抗日圣地延安考查，随后创建和领导了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在广东梅州、博罗、惠州等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救亡的工作。徐博东教授的父母，当时就是在丘念台领导的“东区服务队”里相识相知相爱，结为伉俪的。这一家世渊源对于当时的青年学者徐博东来说，是他研究丘逢甲的先天之利,也是成就他成为大陆研究丘逢甲第一人的重要基础。
徐博东教授曾说，台湾光复、两岸关系对于他的家庭命运和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与事业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这也是他致力于研究台湾历史文化乃至研究台湾现实问题的动力之源。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正式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回到祖国怀抱，而此时，徐博东的父母为了参加台湾接收与建设，为国家舍小家，追随丘念台先生，忍痛把尚在襁褓之中嗷嗷待哺的徐博东留在广东蕉岭老家，跨海东渡，成为台湾光复与重建的见证者和实践者。1949年之后，一道浅浅的台湾海峡更是把徐博东与他的母亲、兄弟分割在台海两岸，骨肉分离数十年。可以想象，对于自幼小就与慈母隔海分离的徐博东来说，台湾——那里有着他刻骨铭心的独特乡愁——他在大陆这一边，母亲和弟弟在那一边。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艰难还是顺畅，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总会勾起他对母爱亲情的思念。那种发自内心的对母爱温暖、兄弟亲情的渴望，促使他把自己的研究倾注在台湾，去深入研究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了解台湾的一点一滴、一草一木。毕竟，那里是他的母亲与弟弟生活的土地，是一个令他梦牵魂绕的地方。了解了徐博东教授的身世后就不难发现，研究台湾，研究台湾的历史文化对于徐博东来说不仅是一个研究领域、一种学术追求，更是一种感情的寄托。他对台湾研究的用心和执着，恐怕也是其他人所难以比拟的。诚如徐博东教授自己所说，这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收录在这部文集中的文章是徐博东教授当年花费大量心血铸就的研究成果，一些篇章也是他从事历史学研究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例如，《刘铭传人才开发措施评述》、《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爱国斗争的光辉一页》、《试论1895年“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性》、《丘逢甲“挟款潜逃”辨讹》、《论丘逢甲爱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宗地方士绅密控丘逢甲重要档案史料的介绍与考证》、《丘逢甲与康有为》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资料详实，有史有据，而且研究视角独特，笔锋犀利，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创建性和可信度都很高。例如，以往关于1895年“台湾民主国”政权的性质问题，研究甚为薄弱，众说纷纭：有人把它与“台独运动”相比附，指控其为“分裂主义行动”；有人指责它是台湾官绅借以“阻遏”人民抗日力量的举措，讥讽其为“一幕滑稽剧”；有人认为它虽然自称“民主国”，但它“与资产阶级民主概念毫无共同之处”,“仍然属于地主阶级封建政权”；有人则说它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将民主共和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国土上进行了实践”等等。对此，徐博东教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爱国斗争的光辉一页》和《试论1895年“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性》两篇颇具创建的论文。文中，徐教授从民主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布的文告和通电、实行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政权的基本特点、它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政权的物资基础与阶级基础等各个不同的视角详加探讨，从而得出结论说：“台湾民主国”的建立是完全正义的、适时的。它不仅不是什么和祖国“闹独立”的“分裂主义运动”的产物，恰恰相反，是甲午战后台湾同胞反对《马关条约》，反对清政府割台畀日，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下的产物，是近代台湾人民反帝爱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章，同时也是当时正在全国普遍兴起的声势浩大的反割台、反卖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台湾民主国既非“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非纯粹的“地主阶级封建政权”，而是带有鲜明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地主阶级开明爱国官绅与新兴资产阶级联合专政性质的临时性“地方自治”抗日政权；由于台湾民主国是在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意识空前高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拒日割台”，因此，这一政权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对外反抗侵略的一面，而对内职能的另一面则相对地被民族矛盾所冲淡和掩盖。从这点看，可以说台湾民主国既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客观上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它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湾民主国同时还是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和当时正在中国兴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政权极为短暂，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和不完善，但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次极为悲壮的实践和可贵探索，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上述结论可谓“拨云见日”，一举扫除了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种种迷雾与阴霾，具有很强的理论创见！
又如，有人指责丘逢甲抗日护台失败后举家内渡大陆有“挟款10万两银子潜逃”之嫌。对此，徐博东教授在《丘逢甲携款潜逃辨讹》一文中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从源头上，清政府严禁援台，张之洞曾答应给100万两白银援助成了一纸空文，而台北的唐景崧克扣义军饷械，地方借款、认捐根本难以兑现，丘逢甲的义军最终饷绝弹尽，根本就“无饷可卷”。从结果上看，丘家回大陆半年后就生活难继，不得不外出另谋出路，若有白银10万，丘家的生活应不该如此拮据，等等。这种独特而灵活的研究问题的视角，俨然已经发展并超越了传统论辩的套路，的确有相当强的说服力。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历史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的年代，其所引用资料之丰富超乎想象。从文章的行文和注释可以看出，当年徐博东教授为撰写这些文章常常不辞辛苦，奔波于京城各家档案馆、图书馆，或访问当事人。在《丘逢甲与康有为》一文中，为了论证丘逢甲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徐博东教授遍览《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饮冰室文集?诗话》、《岭云海日楼诗抄》、《康有为致丘逢甲书考释》、《丘逢甲文集》以及当时台湾最新公布的康氏己亥(1899年)《与丘逢甲书》，几乎穷尽了一切可以找到的资料，最终找出了有力证据，并推测出康有为与丘逢甲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应当在1899年12月至1900年1月27日之间。类似例子在文集中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举。从这些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扎实学风，也反映了一个北大历史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虽然，20世纪90年代之后，徐博东教授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向台湾现实问题研究，特别是民进党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徐博东教授后来能够在台湾问题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成为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与其当年严谨的历史研究训练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有理由相信，这部凝聚着徐博东教授心血的力作，必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近年来，年已七十退休在家的徐教授，表面上婉拒出席各种涉台会议和一切媒体采访，销声匿迹，退出“江湖”，实则老当益壮，再一次转换跑道，以他特有的方式继续为两岸关系发展和祖国统一奉献心力，发挥余热。他一边扶锄昌平兴寿山下，养鸡种菜，经营家庭农场。听蝉温泉花园小院，喂鸟养鱼蓄龟，品茗怡情养性，过着花开花落，鱼鸟为伴，世事如云，任卷任舒的生活；一边却退而不休，笔耕不辍，潜心撰述家史——《台海悲歌》（暂用名）。据笔者所知，为了写好这部家史，近年来徐博东教授不顾年事已高，自费回梅州、走汕头、去博罗、上罗浮、过台湾，赴天津……，走遍父辈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台湾的基隆中学、苗栗神棹山、鹞婆山、鱼藤坪、台北、台中、高雄、屏东……跟他父亲、母亲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历史现场；访问父辈幸存的战友以及牺牲战友的后代，当面请益；查阅旧报刊和历史档案，广泛收集父母的各种资料，甚至从网上高价购买流落在市面上的父亲的珍贵史料。通过辛苦的工作，他已经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为撰写好这部家史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日前，笔者有幸拜读到刚刚草就的该书的“开篇”和“第一章”数万字的初稿，真是催人泪下，文情并茂，精彩感人。70年来（从1945年算起）的两岸关系离离合合，对我们的民族来说是一种苦难的经历。而在两岸分离的大背景下，对于徐家人来说曾经是有亲不敢想，有家不能回，有苦无处诉，家庭离散、骨肉分离、望眼欲穿，这段家史不仅仅是70年来两岸关系的缩影，更是一曲足以情动天地的旷世悲歌。
真诚期待继这部历史文集出版之后，那部浓缩了两岸关系70年精华的徐家家史早日封笔付梓，为两岸跌宕曲折的故事再添一曲动人的篇章。（作者：李振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