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台北的心情是很特别的，因为台北的原点和台北的现在，都离不开中原人。
台北的前身——台北府城，是来自河南临颍的陈星聚所建；台北如诗如画的士林官邸，则源于上个世纪末期赴台的河南大学人，河大人对现代台湾有奠基的作用，其时随蒋介石来台的河大人有四百多位，当时台湾已有的大学生总共也不过五百余人。
走进台北，除了霓虹闪烁下的招牌下多了些汉字繁体字，你不会觉得和郑州和洛阳和开封有多大区别，因为这些字眼时不时会撞进你视觉。
在台北就餐，更让你觉出浓浓的乡情。2009年12月14日晚，原本约三五个台湾老乡相聚，不成想，听说老家来了人，一下子到了十几个，一桌饭拆成了两三桌，觥筹交错间，让你体会到家的感觉。
台北市位于台湾本岛北部台北盆地核心，台北盆地原为平埔族凯达格兰人之活动区域，也称为“艋舺”，是平埔族語的音译。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政府在台湾置天兴、万年二县，台北盆地属天兴县所辖。
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从泉州“洛阳桥”边迁移到台湾的陈赖章率众开垦台北盆地的大佳腊平原，高山族同胞愿意将土地让给他们，更多“洛阳桥”边的泉州移民被吸引到台北。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清政府在台湾增设淡水厅，现在的台北市区归淡水厅所辖，河南沁阳人曹谨当时曾在淡水厅任过职。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清政府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设“台北府”于艋舺，自此，“台北”一词正式出现，其时，它实际泛指台湾北部地区。
清光绪五年，台北知府、河南临颍人陈星聚，选择现在的中正区一带建台北府城，台北市逐渐发展出以府城（今中正区）为政教中心的都市。
水田里，陈星聚修建了台北府城
台北人都知道中原，但很多不太了解台北的历史，无奈，上网查询，得知在台北艋胛和大稻埕之间，是继艋舺和大稻埕之后发展的市区。告知陪同的台湾老乡，恍然大悟。一到府城，就看到了重熙门，也称小南门，有“盛世兴隆，光辉普照”之意。
站在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与爱国西路交会路口小南门下，站在现代化的街上，思接千载，千年一瞬，似乎看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迁徙史。
从一千七百年前，到现在，中原，台湾，似乎只是时空的转换，不变的，是古老的中原文化，赭红色城墙烘托的小南门，熙来攘往的街道上，台湾人、中原人，中原人，台湾人，交汇相融，不分你我。
台北府城，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关，这个事件叫“牡丹社事件”。其时，日本人借口向中国台湾的牡丹社出兵，对台湾进行侵略战争。牡丹社事件后（1874年），清政府觉得有必要在台湾应付来自北方的国防威胁，于是经沈葆桢两度奏议，获准设置台北府和筑城。
台北府第一任知府，是来自江苏的林达泉。他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到台北，7个月后就在台北去世了。继林达泉成为台北知府的，是原任中路抚番同知的河南临颍人陈星聚，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台北知府。只不过当时知府驻地在竹堑（新竹），光绪五年实行淡水、新竹分治，陈星聚正式到台北就任。
陈星聚到台北开府后，马上着手筹建台北新府城，按照规划，新府城的城基和街道位置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间的一片水田里。陈星聚用了很多办法来坚固根基，但筹捐经费不是一容易的事，工匠和材料也不能在本地取得，因此陈星聚先规划衙署和公共建筑的工事，筑城工程暂时停止。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岑毓英担任福建巡抚后，对陈星聚给予了有力支持，大大加速了台北府城的修建进程。陈星聚按北方城市棋盘状的传统规制，将城基略转向东北旋十三度，使城内中心轴线对准大屯火山群第一高峰七星山。同时，他还从战略角度，建议城门门洞仿北方城市，以条石作弧形拱券，确保坚固。
光绪八年（1882）一月，台北府城建设工程正式动工。经过陈星聚等人两年多的辛苦经营，台北府城于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竣工。建成后的台北府城略呈长方形，南北长412丈（1236米），东西宽340丈（1020米），城墙高1丈8尺，厚1丈2尺。城墙外侧以条状青石砌成，内侧为砖，中间夯以土砂细石。府城设城门5座，北门面向京城，曰承恩门，意为“承接皇恩”之意。东南西三门分别曰景福门、丽正门、宝成门，另有小南门曰重熙门。台北府城的修建，为其后抗击法军的入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台北城是台湾史上唯一一座全部用石条所建的石城，也是唯一的长方形城池，更是清代最后一座风水石城。
实际上，这座用石材建起的城池，真正存在的时间不到20年。1900年，台北府城城墙就被侵占日军拆除绝大部分，仅留下四座城门（北门、东门、南门、小南门）。1966年，台湾当局以“整顿市容以符合观光需要”为由，将东门、南门、小南门改建成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原貌大失，只有北门还保存原样。
依托石城，陈星聚保卫了台北
“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
往事如烟，来来往往的台北人，在为生计、幸福、未来打拼时，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他们美丽的城市里，曾经有过的拼搏、艰辛；也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他们脚下的这方土地上，留下了多少先行者的白骨。漳州人、泉州人、所有与中原直接、间接联系着的南迁的人们，是他们累积了今天的台北。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用它的公正留下了这些人的影子。
如果说曹谨创造了高雄的河南骄傲的话，那么，陈星聚实际上创造了台北的中原骄傲。
创建府城，是一项深谋远虑之举。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清廷失。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给法国侵略者以各种特权。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一个月后，法国侵略者一方面进行军事挑衅，一方面诬蔑清政府不执行条约，开始对台湾进行挑衅。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10月，法国殖民军占领基隆后，气焰更加嚣张，一方面集中兵力攻打台北之门户淡水，一方面派兵攻打台北。面对不可一世的法军，年已六十八岁的陈星聚义愤填膺，无所畏惧，决心与台北共存亡。他让妻子、儿女坐守在后花园水井旁边，准备城破后全家投井殉国，他本人则日夜守在海防前线，激励士气，督战指挥，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几次击退自基隆向台北进犯的法军，保住了台北。这一战共杀敌300余人，俘获14人，法军再不敢上岸。
但这一胜利，却没有给他带来胜利的喜悦，清朝政府在镇南关大捷之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这使他十分气愤，加上积劳成疾，背上毒疽发作，心情忧郁，陈星聚从此一卧不起，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夏，病势加重而逝，终年68岁。
陈星聚病逝后，整个台北为之震动，清廷为表彰他的功德，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作为一位勤政、爱民、清廉、爱国的民族英雄，陈星聚的名字永远刻在了闽台大地，台北为其修建了“陈公祠”，年年追祀。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还专门立传。
陈星聚逝世后不久，其部属及家人将其遗体渡海至福建，又辗转运至故里临颍台陈乡陈村。陈星聚墓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落成。
如今的漯河临颍，有陈星聚纪念馆及其坟墓。仅去年，海峡两岸数千人在这里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祭拜活动。（河南省台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