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赵尔丰之伏诛
1910年，正当满清末年，赵尔丰以川藏边务大臣署理四川总督部堂，于宣统三年春抵成都，正值四川保路风潮，赵以应变无方，与人民为敌，演成军民交战。他勒令解散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会议，逮捕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和议员罗伦，字梓青等八人，又击毙请愿群众数十，因而民情激昂，争取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不达目的，势不休止。及到抗粮抗捐，罢市罢课，直到各路同志军兴起，他仍不抚顺民意，还严令巡防军与新军出击作战，数月来巡防军失利，新军由龙泉驿阵地起义到重庆，响应孙中山的民族革命。10月武汉独立，促成四川反正，12月8日在成都，四川军政府成立，方庆战事告终，与民更归，而赵尔丰见大势已去，心怀叵测，只将总督印信交出，并向军政府提出要挟，“统率巡防军四十营再驻川边，以资镇摄，所有军饷，仍由四川军政府支应”。他又密令部将付华封调集所部防军与藏军扼守打箭炉一带，以观事变。在这种情形下，川乱未已，革命前途亟亟可危。
当时的唯一出路，是改编巡防军，因他们与民军即保路同志军作战数月，情感亦不融洽，四川军政府新任都督蒲殿俊不得已，召集驻省巡防军在东较场讲话，点名发给恩饷，初开言，而巡防军鸣枪哗然，遂演成12月8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兵变，目标首先向藩库劫银，然后在市内各街道焚烧抢掠，接连三昼夜不停，所有市民大公馆及军政界官游四川之客籍官吏无一幸免。成都全城举目凄凉，闭城隔绝，六七日来不辩昼夜，在此关键时刻，都督蒲殿俊逃匿，幸我坚守皇城未动，军界的同盟会员尹昌衡，议员罗梓青等出面向全市军民演讲，听众为之泪下，遂另行重组四川军政府于旧皇城，军民众推尹昌衡为都督，罗梓青为副都督，一面演说安民，一面恢复交通秩序，市内各街办民团，修木栅栏以图自卫，保路同志军亦纷纷入城，与民团联防警卫成都。
此时，对赵尔丰拥兵要挟一节，由各路同志军首领，不择手段，用哥老会沟通旧督署防军，到了时机成熟，双方妥协，最终军队、警察、民团三股势力联络一气，于1911年12月下旬（冬月初）由陶泽崐（系凤凰山新军司务长）率领，一拥而至督署，将赵尔丰生擒到皇城，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即召开军民大会，将赵尔丰交民众裁判，顿时喊杀声与鼓掌声响彻云霄， 陶泽崐一刀将赵之头截下，随即照相存纪。
此次沟通联盟的负责人张鹏午（赵总督署的警卫，巡防军什长，四川西充县人）立即升任汉军统领，自此驻成都的巡防军才得以改编，但是付华封仍率大部巡防军驻扎川康道上，都督尹昌衡不得不亲率大军向川藏边境讨抚。
四、革命先烈董修武
董修武，字特生，四川巴中县巴州镇人，幼时与我同在巴州城北门李家私塾课读，他长我四岁，同是家父塾师的学生。
清廷末年，修武以秀才录取成都东文预备学堂，随即升送日本留学，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军与巡防军战斗数月，莫可终结，董修武恰在此时，已由海外归来，奉孙中山之命回川组织同盟会的革命委员会，连日在省城讲演，发动群众，并与申请释放出狱的的保路同志会主要负责人，如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议员罗梓青、张表方、颜雍嗜、邓孝可、蒙裁成等一起，协调军界高级军官如尹昌衡，周俊等促成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印，组成四川军政府，推举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新军十七镇镇统）为副都督，董修武为政务处总理，于1911年11月28日（农历十月八日）宣布成立。计时仅十天，12月8日第二次革命出现，竟演成兵变，推翻前任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另举都督尹昌衡，副都督罗梓青，董修武仍任政务处总理，兼民政和财政部长。
而就在一个月前，成都新军步兵排长夏之时，在龙泉驿阵地起义，率队去重庆与熊克武等人组织了蜀军政府。当时情形，成渝两个军政府非合并不可，董修武居中调停颇为努力，我曾随他往返协商达数月之久，蜀军政府乃同意合并成都，正式公推尹昌衡为都督，蜀军政府副都督张烈武为政务总理，同时主张军民分治，实行川人治川，这时董修武专任财政部长（后改为财政司长）前四川军政府副都督罗梓青，前蜀军政府副都督夏之时，各发给六万银元出国考察。此时清廷逊位，中国南北和议已告成功，孙中山建都南京。
维时军队方面需款浩大，董修武专任财政部长，负责发行四川军用卷，以资调剂，并将藩库被劫后，所拾得之银水加工，铸成三百万银元，缩编军队全省共计五个师，即第一师周俊，完全是凤凰山与东较场的新军，第二师彭先烈，是同志军收编的，第三师孙元清，是巡防军合编的，均驻川西及泸州嘉定等地，第四师陈泽沛，第五师熊克武，均驻重庆及下东一带，另外设四川军司令部，以胡文澜，字景伊，为军长，借资统帅。
民国二年，赵尔丰虽死，其部将付华封由川藏回师，率巡防军十余营为赵尔丰复仇，四川都督尹昌衡亲率大军前往康藏安抚，四川都督一职，由军长胡文澜代理，无如民国三年讨袁之役，胡文澜拥护帝制，倾心向袁投诚，凡川中同盟会党诸人，多被杀害，对董修武以负责发行“四川军用卷”一事，诬陷为贪污，董遂乘间脱逃，出走川北，我于西充道上突然相遇，并询及被押情形，董答云，“我已行至射洪县太和镇，被驻军查获。胡有电令，押解回省。但我自信能将省财政交清，绝无他虞。”董回省后即办理省财政的交代手续，胡给以回家休假。董却热心革命，在成都办报，宣传继续革命。
不意民国四年，陈宦，字尔安督川，到任之初，首将董修武逮捕，交省军政执法处看管，不数日董已身死，传闻是畏罪而死，但又未宣布罪状。可见董之死是为革命而牺牲，他组织的四川省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嗣后国民党当局有提议，为董修武的老父老母给以生活费一事，虽四川省府有函来巴中，但是军阀割据，已成为一纸空文。不仅如此，董的胞三弟董律生，早在民国初出卖官产时，买有守备衙门（即现新市街糖果厂）后因军队要驻扎，勒令迁出，董律生无力设法，乃将胞兄特生肖像悬挂壁上，两侧挂有我书联语，文曰：“革命先烈我家有，中央钞票它们多。”并设卧具于壁下，言云，我只有一死，以见先兄于地下矣。（叶良一遗作，于1961年7月5日写，叶光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