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归一

　　1943年，我三爷被国民党抓壮丁，之后杳无音信，家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1988年3月，民政局送来一封信，谜底揭晓，我三爷没有死，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我三爷离家时18岁，到1988年，离开故土45载。近半个世纪的离散，家里成了什么样，还有些什么人，他一概不知。我三爷是第二批领到回乡卡的。领到回乡卡，他拜了菩萨，激动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

　　1988年，我还在上小学，根本不懂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后来查资料才知晓当时的背景。据说，当年去台湾的老兵有八十到一百万，台湾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六十万。之后台湾和大陆剑拔弩张，从政治到民生都完全隔绝。

　　1979年元旦，中国大陆发出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意义深远，但两岸关系依然紧张。直到1987年，离开大陆的那批老兵，按走时20岁算，也六十多岁了，他们的父母，至少八十多了，该是大概率入土的年龄了，再往后走，就永远见不到父母了。

　　这种紧迫感，让思乡心切的老兵们骚动起来，就跟火山喷发一样，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集会，游行，演讲，请愿。衣服上写着：想家，想妈妈，白发娘、盼儿归，等醒目的大字。那年母亲节，一群老兵在街上集会，恰逢“妇女联盟”在街头组织感恩活动，一群可爱的孩子牵着妈妈们的手，仰着葵花一样的小脸，以一种仪式感很强的方式叫“妈妈”。老兵们看到这一幕，思潮起伏，老泪纵横，学着孩童们的样子唤“妈妈”。

　　此情此景被媒体报道后，老兵们回乡探亲的愿望如排山倒海：“死也要回大陆”，“抓我来当兵，送我回家去”，“生为游子，死不做游魂”，任铜墙铁壁也无济于事。台湾当局招架不住，才不得不放开口子。

　　得到这个好消息，我们老杨家顿时沸腾了，用“奔走相告”这个词一点也不夸张。其实不用我们告，乡亲们自会传播。整个村庄都在议论这件事情。邻村有家人和我三爷情况类似，也是解放前被抓壮丁后就杳无音讯，听说我三爷要回来，他们家的人骚动起来，天天往我们家跑，说去民政局好几次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呀。他们着急的样子，心慌的样子，羡慕的样子，为我三爷的衣锦还乡热足了场子。

　　我们老杨家，在我爷爷那辈有八个孩子。他们都是农民，一辈子也没走出过故乡。如今，失而复得的老三要回来了，他们是最激动的人，也开始关心时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接待我三爷。

　　我们家的亲戚聚在一起少说也有五十多号人，那感觉就像是在过大年。再加上县上乡上还来了领导，我们小孩不懂，以为政府出面，我三爷必定非同凡响，在台湾混得很好。乡邻们喧哗，说我三爷至少是团以上的军官，要不，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排场。

　　其实，我三爷也就是一个普通老兵。他到台湾后，因为没文化，也无一技之长，退伍后在码头上当搬运工，后来找了个丧夫的渔民，带着两个孩子，加上自己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即便如此，我三爷依然惦记着老家，尤其三年自然灾害，台湾媒体有报道，他看到这样的消息，愁得不行，心想家里人在吃糠咽菜，他却一点忙也帮不上，心里憋屈得难受。我三爷说，以前他不信佛，就是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他开始拜菩萨。他爱莫能助，只好祈求菩萨。我三爷格外节俭，尽一切力量存钱，就想着万一机会来了可以帮到家里。

　　他原以为这辈子没有机会了，如今梦想成真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我太爷爷太奶奶早死了，他到家的第一件事，便去祖坟烧纸，他跪在坟头，哭得泪眼模糊。

　　我三爷回乡，成为那年我们村里最大的一件事。他出手阔绰，大摆宴席酬谢乡亲，摆了三天的流水席。我三爷给我们每家一千元钱，每人还有一块手表。在乡亲们看来，台湾人可真是富呀！

　　我三爷回台湾前，那家人依然未找到亲人。他们把所有的情况写在一张纸上，拜托我三爷帮忙找找。回台湾后，我三爷在报纸上发了寻亲启事，但一直没消息。这让我三爷很愧疚。

　　1997年，我三爷去世。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希望有朝一日能埋在祖坟里。2005年，我三爷八十诞辰，我台湾的叔叔把我三爷的骨灰迁了回来。

　　巧的是，我三爷的生日就在重阳节。九九归一，我们一帮亲戚站在先人的脚下，虽然没有遍插茱萸，但真的很圆满，一个都不少，连台湾的孙子都回来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天意？望穿秋水的回乡，注定要用一生的离散来书写吗？（作者：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