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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追寻《富春山居图》论辩之路——对话楼秋华

2021-06-06 12:58:00
来源:中国美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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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报》第229期 美术副刊

  【编者按】2011年6月1日,“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在台北开幕,展览中分藏于浙江和台湾的“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圆合,成为全球华人备受瞩目的重大事件。今年恰逢展览举办十周年,多位学者发文论述楼秋华著作《〈富春山居图〉真伪》(修订本),楼秋华在本文中重温了当年新书从初版到修订本的过程以及《富春山居图》研究背后的故事。

  《〈富春山居图〉真伪》(修订本)

  作 者:楼秋华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问:今年是两岸“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十周年,一些专业媒体相继发表著名学者王耀庭、何传馨诸先生的书评,对您的著作《<富春山居图>真伪》(修订本)做了精当的论述,尤其是何传馨在文章中提及您的著作对当年合璧特展的学术贡献。您可否就此做一回顾?

  楼秋华:非常感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位先生。何传馨先生是当年合璧展的策展人,了解《富春山居图》的研究状况。令我惊讶的是,十年过去了,他对当时的过程和细节还记得那样清楚,更没想到会将这些经过写入书评,令人既惭愧又感佩。回想起来,2010年秋拙著出版不久,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冯明珠获悉后,专程到富春江畔过访于我,相谈甚欢,后来又因合璧展学术专题向我约稿。此后,台北“故宫博物院”邀请我前往做专题讲座。当中,我与政府代表团成员一道出席了合璧展的开幕式。在现场感受到两岸山水合璧特展引发全球瞩目的巨大影响力,印象非常深刻。另外,2019年底至2020年初夏,我完成了《富春山居图》全临本,力图追溯这一名卷火殉前的原貌,这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心愿。何传馨先生也作了简要评论。

  在两岸“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十周年之际,拙著再次印行。于此,特别感谢海峡两岸艺术史学者薛永年、王耀庭与何传馨等诸位前辈的有力推荐。

  问:您长期关注《富春山居图》,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专题研究的起因与过程吗?

  楼秋华:对于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多年来我一直加以关注。记得1999年春天,我应西泠印社诸君之邀着手编著《赵孟頫画语录图释》。当时初稿甫成,请王伯敏先生过目,王老先生和蔼地对我讲,你是富阳人,还可以研究一下黄公望,他是赵孟頫的弟子,尤其是《富春山居图》这件传世名作,意义重大。我告诉王老,西泠印社出版社是有“黄公望画语录图释”这个选题的,也曾建议我执笔编著,只是觉得黄公望传世作品太少,难以与其《写山水诀》等做一对应的图释。王老表示,确实有这个局限。后来我把王老先生的一些说法转述给富阳相关人士,得到了重视。

  令人关注的是,当时媒体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内容大体涉及《富春山居图》真伪问题。更令人讶异的是,当时出版社正推出历代名画解析,其中就包括《富春山居图》,可见一方面是真伪论辩的主角,一方面则作为传世经典。

  之后的十年间,我一直陆陆续续进行梳理与研究,但是受制于个人学识以及客观条件,进展缓慢。一直到2007至2008年间,形成了约三四万字的综述,评骘各家得失之外,还包括了个人的初步考述。好友高士明看了之后,建议再做些扩展。不久,得到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一些图像,进展加快。尤其是在鲍贤伦老师帮助之下,获取了多家机构藏品的相关图像,使得这一研究在2010年1月基本完成。由于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重视,加上这一年春天的机缘巧合,本书初版在是年秋天面世。

  问:当时,两岸掀起研究这一名作的热潮,您的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次的修订本与初版本比较而言,主要有哪些区别?

  楼秋华:应该说,本书修订本与初版时的主体内容一致,当然也增加了个别章节。这是基于近十年来新的研究资料的相继出现,我对于相关论题做了进一步考述,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新内容大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外,开本大了些,书中图像较之前有了更好的底本。尤其是图像的获取,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多少存在一定困难,有些作品难得一见。

  问:对一件作品的研究最终写成了一本书,这当然与这件名作本身的复杂性有关。同时也应该与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念直接相关,您觉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秋华:简而言之,这可能涉及到语境重建。譬如,过往研究者对乾隆皇帝当年鉴别之误,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只是以嘲笑的口吻来评判其能力与心态。不过,在我的研究中,虽也指出了他贵为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言九鼎、不容质疑等等,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乾隆皇帝在十年、十一年(1745、1746)相继收得“子明本”“无用师本”时,毕竟只有三十五六岁,而且还是一位日理万机的皇帝,他对一件作品的真伪鉴别能力自然无法与专门鉴家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在收得“无用师本”当晚便陷入不解之谜团。第二天,在大臣们的应和声中匆匆下了结论,并且认为“子明本”前隔水处董其昌一跋为真。其实,乾隆皇帝当时热衷于章草,而非董氏行楷书。鉴别时也没有与内府所藏的董其昌真迹相对照,整个过程比较随意。如果他充分了解董其昌这一时期的典型书风,恐怕就不会做出这样的判断。本书中,我将董其昌在1596年前后所作的数件题跋也纳入其中,有助于观者加以比较、鉴别。当然,这一切的前提乃是得益于目前发达而有效的图像传播。

  进而论之,乾隆皇帝在认定“子明本”为真迹,并加以题跋、赞叹时,其实并无多少鉴别力。况且到了清中期,黄公望传世作品已经少之又少,即便作为皇帝,也只是有所耳闻罢了,并无机缘可以借鉴比较,他身边的大臣更是如此。所以,当乾隆皇帝收得“无用师本”时,由于之前他在“子明本”上一跋再跋,“白纸黑字”,使他失去了回旋的余地,难以自圆其说。值得注意的是,《石渠宝笈》初编与续编均未著录这件“无用师本”。

  问:这么说来,“无用师本”并没有像乾隆皇帝所说的“俟续入《石渠宝笈》”。

  楼秋华:对,确实如此。《石渠宝笈初编》在1748至1749年之间加了一个附录,其中收录了“子明本”,但没有“无用师本”。编纂于1791至1793年间的《石渠宝笈续编》,也同样没有收录“无用师本”。这显然与乾隆皇帝当初在卷首的说法相背离,可见他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难题,直至乾隆皇帝去世16年之后才得以“解决”。到了嘉庆年间,在1815至1816年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无用师本”方才予以著录。但相关文字仍然恪守政治伦理与君臣纲常,回避了真伪论辩。所以我在本书中,专门增加了这一章节,加以述及。

  问:《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在画史上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能否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楼秋华:应该说,《富春山居图》在雍正朝以前,基本上为今天所称的江浙沪三地的名画家与大藏家所珍藏。从明中期至清早期约200余年间,逐渐成为人们争相临仿的经典之作,尤其是沈周、董其昌、蓝瑛、查士标、王翚、王原祁等人一仿再仿,成为一种风气,影响广大。

  然而,随着这一名卷在乾隆朝进入清宫之后,世人难得一见真容,民间只有一些仿本以及伪本流传,包括《富春山居图》在内的一大批名作的影响力渐渐消褪,似乎也未曾出现值得一提的临仿本。与此同时,山水画名家也乏善可陈。这其中的相互关系,实在是艺术史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话题。一直到民国之后,《富春山居图》重见天日,以多种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逐渐恢复其应有的艺术生命力。

  问:您在书中,以大篇幅对“子明本”与“张宏本”关系做了考辨,这似乎在其他地方未曾见到,您是如何打通这一路径的?

  楼秋华:以往研究中(或者包括当下),“张宏本”除了徐邦达先生的文章作为《富春山居图》临仿本之一加以罗列之外,确实也少有人论及。所以我在2010年的初版提出了“张宏本”与“子明本”密切关系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子明本”的真相,也涉及不同的作伪方式。

  我是画山水画的,对画面笔墨与章法的细节相对比较敏感,经过再三地逐一比较,最终提出个人看法,后在文章中对于“子明本”与“张宏本”的摹仿(作伪)途径、材质特性等做了进一步探讨。

  在本次出版的书中,加入了一件款署“辛卯中秋前二日”邹之麟名下的横卷,这同样也是过往研究中几乎无人触及的,从而对另一卷邹之麟名下款署“辛卯冬日”的临仿本再次做出回应。要知道后者在上世纪70年代《富春山居图》真伪论辩与原貌的追溯中,曾经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无法回避。

  问:过去有些研究对《剩山图》的真伪看法较多,您这里是否有新的论述?

  楼秋华:1650年,《富春山居图》因火殉事件而分为两段。其中卷首的《剩山图》如今藏在浙江省博物馆,长度为51.4厘米,约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后大段“无用师本”(636.9厘米)的十二分之一,见到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在“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期间,相关文献将《剩山图》引首“富春一角”的题写者误识为“韩對(对)”,不详其人,而轻轻略过。因此,《剩山图》在康熙朝之后直到晚清约200年间的收藏脉络存在空白,成为遭人质疑的原因之一。其实题写者为活动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的韩崶(1758—1834),他是一位比较重要的官员,生平也较为清晰。就其书风而言,“富春一角”大约是他五六十岁时所书,这就为《剩山图》的流传史补上重要一环,我在本书中对此有所提及。当年七人鉴定小组的正确辨识,似乎知者寥寥。

  问:您前面提到从1999年起,便一直关注、研究《富春山居图》真伪,至今已整整20年。将来还会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吗?

  楼秋华:这20年中,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大致可以告一段落。事实上,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相关研究,譬如在2012年春天完成对《兰亭集序》“创作真相”的初步考论。我想不久的将来,还会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边创作边研究,继续尽个人的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