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苟坝会议上，中央着重讨论了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许多红军指战员求战心切，一心要扩大战果，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荣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以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毛泽东同志认为，诸多不利因素被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损耗较大，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来看仍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敌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战斗力非贵州军阀可比，他们已在此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易守难攻。特别是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随时可增兵打鼓新场，使红军陷于重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最终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　苟坝会议陈列馆供图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清晰回忆了苟坝会议召开时的情景：“……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比如苟坝会议，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在这期间，红军截获了敌军电报，新的敌情证实了毛泽东同志高人一筹的战略思维和准确预判：敌军正在迅速向打鼓新场集结，意图围歼红军。红军差一点落入敌人的陷阱。

　　最终，中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中革军委随后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避免了一次正要发生的重大危险。

　　从这件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得到一条教训：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来集体讨论，在极端紧急的作战中，遇事都要争论，就会贻误战机，让红军难以果断灵活地行动。

　　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也称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由此得以进一步落实。苟坝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认可和巩固，此前支持他的人对他更加信服，一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也开始转变看法。

　　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

　　胜 利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同志的这首诗，反映的是全党全军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扛起党和红军重托的毛泽东同志不负众望，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面对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毛泽东同志将计就计，让红军佯装在遵义徘徊，引敌深入。敌军蜂拥而至时，红军在遵义茅台镇及附近地区三渡赤水，白天“大张旗鼓”渡河，将敌人向西引入川南。敌军果然再次将兵力部署于川南。此时，我军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部队继续西进诱敌，但真正的主力部队却隐蔽在赤水河畔，于3月21日、22日顺利从二郎滩、太平渡等渡口四渡赤水。

　　此后中央红军一路勇进，顺利渡过乌江，兵临贵阳，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威逼昆明，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大踏步挥师向四川挺进。

　　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