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

　　红军突破乌江后，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一时间迅速甩开了敌军几十万追兵，获得了进行短暂休整的机会。这为中央召开会议，总结历史经验、纠正错误领导，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此前后，长征行军途中，毛泽东同志从革命大局出发，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帮助一些同志明辨是非，转变立场，得到他们的支持。

　　著名的“橘林谈话”，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耿飚同志的回忆，1934年12月下旬，张闻天随军行进至黄平时，对王稼祥说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他说：“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首先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在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

　　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也纷纷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到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认识上基本取得一致。

　　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召开了。

　　遵义会议纪念馆让人肃然起敬。穿过宽阔的回廊和精致的转角楼梯，登上二楼，一间屋内，十多把椅子紧凑摆放在一张长木桌周围。就在这间仅有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开三天，作出了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抉择。

　　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陈松的介绍，把调研组一行的思绪带回到了那个伟大时刻——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因为战事等原因，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无法到会。11名政治局委员中参会者6人，超过半数；5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有4人出席，是绝大多数。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博古主持会议，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同时，他还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手稿是这样记载的：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正是由于成功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成为事实上的指挥者，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