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朝光：当年国民党高层的腐败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国民党内对此也有强烈批评。蒋介石对于这样的腐败，虽然不满却又处理无力，以孔祥熙的贪污案为例，如此大案，最终也不过是孔被免职而没有受到任何其他处分，可见蒋介石对于亲近人犯案还是有所回护，而不能痛下狠手，结果招致外界对国民党的批评愈发强烈，严重影响国民党的对外形象。蒋介石喜好任用亲近和嫡系，与中国的人际关系和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有密切关系。
王奇生：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及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僻的个性。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即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并提示蒋注意，蒋自己也承认。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对蒋的唯一批评是“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抗战时期成立三青团，又有意使党、团互相制衡。特务系统也是中统、军统双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部下信任不专，有意使部属之间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相对于“外人”，亲戚与门生自然比较能够得到蒋的信用。
“喜读圣贤经书，性格拘谨而不苟”
东方早报：蒋介石经常阅读的是哪些书籍？这对其政治人生的成败有何影响？
王奇生：蒋介石酷爱读书，这一点恐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蒋喜欢阅读中国古籍，尤其爱读经书，而且是反复读，如《大学》、《中庸》之类是其常年阅读作品。蒋读圣贤经书的重要目的是修身养性。其次是想从中国古籍中探寻军事谋略与政治治术。《孙子》一书是蒋阅读次数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年至1937年间，蒋日记中几乎年年都有读《孙子》的记载。蒋对《管子》和《韩非子》也十分推崇，认为《管子》一书“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并将《管子》指定为国民党干部应读书籍。
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蒋对王安石、张居正情有独钟。蒋介石读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变法的勇气；对于张居正，蒋十分推崇其“治术”，并认为自己的气节、才情与机遇，与张居正十分相似。对于近代历史人物，蒋一生最推崇曾国藩、胡林翼，反复阅读两人的文集，将两人作为自己修身立志的道德楷模。对曾、胡之后的历史人物，则很少关注和肯定。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对曾国藩也一度十分推崇，但投身革命以后，转而对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一批具有反叛性格和革命精神的人物予以特别关注和肯定，大量阅读他们的文集与传记。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的阅读兴趣，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古书是两人相似之处。但毛泽东偏爱史书，蒋偏爱儒家经典。大体而言，蒋读古籍，要么侧重进德修身，要么着眼兵略政术，总之要有助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单纯知识性、消遣性和趣味性的书籍，甚少涉猎。蒋介石喜读圣贤经书，性格拘谨而不苟。毛泽东喜读古典诗词及杂书野史，性情豪迈而不拘。
东方早报：王奇生教授有个比较著名的判断，认为国民党是弱势独裁政党，这与蒋介石的个性有何关系？
汪朝光：蒋介石作为国民党领袖的个性，当然会影响到国民党的执政风格，不过，蒋介石的个性虽然倾向于强势独裁，而国民党的组织力却十分薄弱，使蒋无法完全达到他的个人意愿，由此又可见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金以林：弱势独裁政党，何尝不想成为强势独裁。无论心狠手辣，还是意志坚定，蒋都不输于人。最关键的问题是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蒋介石个人性格无法左右的。
王奇生：蒋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
东方早报：蒋介石毫无疑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蒋介石的政府里容纳了很多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是后来的蒋经国能够解除党禁、报禁的政治文化基础呢？
汪朝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未必是对立的两极，但蒋介石容纳自由主义者的前提是不能从根本上违背他的意旨，他在本质上还是威权领袖。蒋经国后来解除党禁报禁有诸多国内外因素的作用，与蒋介石政府容纳自由主义者似乎没有太多的关系。
金以林：蒋介石政权容纳自由主义者，同1980年代蒋经国开放党禁没有必然联系。这是环境使然。特别是到台湾后，国民党已由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转变为一个绝对的强势独裁政党。
王奇生：国民党到台湾后，因统治范围大为缩小，专制力度反而增强。小蒋接班后专制独裁并不逊老蒋。但蒋经国在去世前做了一件改变台湾历史走向也改变自己历史定位的大事，即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将台湾引入民主政治之路。这是一种大智慧。台湾威权政治体制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最高领袖的最后“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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