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连载:从“和平统一”大政、“一国两制”构想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三)

2019年10月05日 08:00:00来源:中国台湾网

《中央对台方针政策: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之二

从“和平统一”大政、“一国两制”构想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接上篇)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逐步确立

  ——1982年《宪法》第31条制定“一国两制”的法律依据。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序言”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强调“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的基础上,为使基本形成的“一国两制”构想更具权威性、可靠性,以专门条款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实践,提供了至高无上的宪法依据和保证。

  ——1984年《政府工作报告》称“一国两制”为设想。1984年5月14日,六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鉴于历史的经验和台湾的现实,我们提出了祖国统一之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政府工作报告》的方式,明确“一国两制”作为统一祖国的决策。

  ——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称“一国两制”为构思。1984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随后,1985年4月11日,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构思,本着友好合作、互相谅解的精神,经过同英国政府的平等协商,终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使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一国两制”的构思和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原本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一国两制”率先为解决香港问题运用后,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国两制”最早的历史评价。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称“一国两制”为原则。1987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随后,198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中英、中葡已就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来完成祖国统一的构想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这是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对“一国两制”功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赞誉,对坚持“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宣示。

  ——1989年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将“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并提为“基本政策”。

  1989年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 这里,既将“一国两制”称为构想,又将“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并提为“基本政策”。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将“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合称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1992年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由此,“和平统一”大政、“一国两制”构想,正式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合成一体称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此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要文告,都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称之为“方针”或“基本方针”。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主要内容

  祖国和平统一大政宣示和“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经过推动对台工作的具体实践,经过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成功先行,逐步确立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形成体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1、一个中国——台海两岸同属于中国,是历史,也是现实和未来。自古以来,台湾即为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同胞即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个中国”,是发展两岸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实现两岸统一,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

  2、两制并存——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大陆)坚持社会主义的同时,容许“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为使祖国统一顺利实现并保证统一后长治久安、协调发展,根据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各自具体情况实行与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的创新所在。

  3、高度自治——两岸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不同于中国其他一般省区,实行高度自治。它拥有在台湾的行政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自行管理台湾的党、政、军、经、财等事宜;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中央政府不派军队、行政人员驻台,而且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充分保障、当家作主的夙愿真正实现。

  4、和平谈判——两岸谈判达成和平统一。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举行国共两党平等谈判,90年代初提出以适当方式进行两岸谈判。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包括谈判的方式、名义,参加谈判的党派、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台湾方面关心的所有问题。通过两岸谈判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是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途径。

  5、全面交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两岸直接“三通”,增进两岸同胞了解和感情,密切两岸经济、文化、社会联系,为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6、共同发展——世界现行的各种制度,远非完美无缺,都需要也应该相互借鉴。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与国家局部的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大陆与台湾、香港、澳门“和平共处”,正是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大陆与台港澳,提供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协调发展并共同提高的机会和空间。这与各自社会制度的保持不变并臻于完善,不仅不矛盾,而且会促进。作为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大陆社会主义主体来说,台港澳等局部地区的资本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促进。

  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总的原则是坚持一个中国、核心是国家统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明确立场还包括:尽最大努力争取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统一,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及外国势力的干涉;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分裂图谋,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解决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大陆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大陆持续发展进步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可靠保证。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重大意义

  “和平统一”大政方针,本为解决台湾问题所作的郑重宣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最初也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在先行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实践中得到成功运用,证明进一步借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正确的、可行的。

  台湾问题与香港、澳门问题一样,都是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台湾问题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一样,基础——都是坚持“一个中国”,核心——都是实现祖国统一,特点——都是国内的特别地区实行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制度以长期并存、共同发展。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是大陆和台湾统一的最佳方式。

  原则性——即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中国”原则性。主权问题不可讨论。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在香港、澳门问题上,始终坚持对这两地区拥有主权,不承认有关不平等条约的法律效力。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进一步努力使国际社会认同香港问题的实质和中国的一贯立场。1972年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除的决议,为中国政府顺利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清除历史障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在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79年美国与中国正式建交后,国际社会形成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两岸一国、爱国一家。坚持一中原则、实现两岸统一,确保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不被改变,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

  灵活性——即充分考虑港澳台历史和现实的“两制并存”灵活性。中国政府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采取了能为英国、葡萄牙和香港、澳门都能接受的回归方式和长达“50年不变”的承诺,给予香港、澳门高度自治的地位;在台湾问题上,更增加了允许台湾保留自己军队和政府的条件,并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建议。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政策安排,为港澳台提供的自治权限大大超过一般单一制国家给予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限,其中某些权力甚至是联邦制国家的成员邦都不拥有的。如此种种,在保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同时,尊重台湾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最大限度照顾各方利益,体现了“一中原则”下的高度灵活性。 

  最佳方式——即在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既符合大陆的利益,也符合台湾的利益,更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岸统一后,可保证台湾“两个不变”(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不变),“三个获得”(台湾同胞获得发展经济能以祖国大陆为腹地的广阔空间,获得与大陆同胞一道在国内共管整个国家、在国际上共享尊严和荣誉的权力)。现阶段,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即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出发,坚决反对各种分裂图谋和外国势力干涉,全面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取长补短、互利共赢,为实现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一个国家”和“主体是社会主义”这两个原则立场,与“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协调发展”这一灵活政策的有机结合,使“一国两制”具有实事求是的可操作性和承前启后的建设性,具有推陈出新的创造力和与时俱进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建交公报发表所标志的内外新形势下,中国政府从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谋划对台工作,将实现祖国统一与加紧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并提为三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为基础,明确宣示“和平统一”,创造性构想“一国两制”,逐步形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这一方针,先行用于解决港澳问题,有效指导对台工作——陆续采取停止炮击金门、停止对台海漂空飘和高音喇叭宣传战、撤销负责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州军区,呼吁“三通”“四流”、发布交通和旅游等部门接待台湾同胞的规定、发布鼓励和支持台商投资大陆的规定,建立联系和团结台湾同胞的专门组织、落实在大陆的台湾同胞与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相关政策等措施,妥善处理台湾“华航”机长驾机降落广州的事件,推动打破两岸长达38年的隔绝状态,开启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成立处理台湾事务的专责机构(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制定一系列两岸交流往来的法律法规,为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和平统一确立政策、法律和制度框架。(罗华庆)

  系列之二连载结束。敬请期待第三篇系列文章:《促进统一“八项主张”与“文攻武备”对台方略》。

[责任编辑:赵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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