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舟：大陆对台政策须理解的几个基本概念
关于台湾人民“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形成的“特殊心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邓小平确立和平统一方针后不久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但人们对台湾人民思想情感的认识与理解，则经过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上世纪整个八、九十年代，一般都在强调台湾人民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具有的强烈爱国主义传统，突出“尊重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当家做主、管理台湾的愿望”，而这显然可以在“一国两制”的模式下得到满足。人们还经常引用于右任的名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显然，这主要反映的是1949年前后移居台湾的外省族群的心态。而人口占更大比例的台湾本省籍民众的特殊历史遭遇与心态，则长期未进入对台研究队伍的意识范围；虽然少数历史研究者对此有所掌握，也仅存在于单纯的学术范畴，而并没有真正传导到政策研究领域，政策性论述中仍然鲜少论及。
2002年1月，时任副总理的钱其琛在纪念江泽民“八项主张”发表七周年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充分理解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复杂心态，充分尊重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显然，民进党上台并标榜“本土政权”，人们在加强反对“台独”斗争的同时，也意识到全面把握台湾人民历史背景与复杂心态的重要性。此后，这一认识与理解就频繁出现于领导人的相关论述。2005年4月，胡锦涛在会见连战时指出：“我们十分同情台湾同胞在历史上经历的不幸、蒙受的冤屈。对台湾同胞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心态和感情，对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对大陆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我们不仅会基于同胞之爱予以充分理解和体谅，而且会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去疏导和化解”；“我们了解台湾同胞特殊的历史遭遇，那是近代中国苦难历史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由于亲身在长期实践中拥有对台湾问题的透彻了解与深刻思考，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阐释就更为深入，一种悲悯情怀常常跃然纸上。“台湾同胞因自己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环境，有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包括特殊的历史悲情心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我们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心情”，“历史不能选择，但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们追求的国家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愿意用真诚、善意、亲情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在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抚平历史创伤”。他反复强调“两岸一家亲”理念，多次表明愿意首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并不断提出惠及台湾同胞的各种措施。
早在1990年时，笔者阅读到了台湾旅日学者戴国辉研究“2.28事件”的专著。它在提供“2.28事件”详实面貌及其原因过程中，把历史触角延伸至“乙未割台”及以后台湾人民的心理变迁。这引起笔者深沉思索与此后执着的探究。自此而后，就总觉得一般的认识与论述中缺少了点什么，隔膜着点什么。到前述2000年的参考文章中，笔者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并在以后的参考文章中不断重复（一是思想观念的把握与理解往往需要较长的过程，二是由于相关领域自然的人事交替）。文中有一个专门部分“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是这样描述的：
百年回首：台湾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及由此生成之二重心理结构
这里所指台湾人，先讲在岛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不论就血缘、地域还是历史、文化而言，台湾人无疑就是中国人。但由于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台湾人特殊的历史经历，使他们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形成一种非常复杂的二重心理结构，对祖国中央政府存在一种非常独特的恩怨情仇。
世纪初：被母亲抛弃的无奈。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为求自保割弃台湾。当时岛内军民哭天抢地，泣求中央政府勿将他们抛弃于东洋；求告无效，遂自行组织奋起抗日。因清政府在日本淫威下极力撇清同岛内抗日军民的关系，甚至将撤退到福建沿海的官兵绑交日本人杀头，他们被迫以“台湾民主国”宣布独立，以此为号召与敌抗争（因为已没有资格自称中国人），但仍以“永清”为年号，明示“永向大清”心志。不久终因敌我悬殊，惨烈失败。这一历史遭遇，使台湾人民遭受巨大的心理损伤，在心态上沦为“亚洲的孤儿”。在日本统治漫长的五十年里，由于殖民地的身份、被歧视的待遇，台湾人凝生出两种强烈的意愿：一是回归祖国怀抱，这是民族主义的意识；二是解除被压迫的命运，渴望当家做主，这是民主主义的要求。这双重要求鲜明地体现在林献堂的议会请愿运动以及文化协会的社会运动上，尤其日本殖民者“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结构性政策，使台湾农民沦为“农业的无产劳动者”，更促进社会运动的兴起。但这些运动都遭到日本强权统治无情镇压。
世纪中：回归后的双重幻灭。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回归。台湾人民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中国身为“五大国”之一，更增加了他们的乐观与期待，“全岛鼓乐，数月不绝”，“我们终于又可以做堂堂中国人了！”民族主义达到高潮。可惜的是，他们迎接来的“国军”远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而是一支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惨胜”的部队，同时弥漫于中国大陆的封建、腐败、官僚、特权也跟着接收大员涌入台湾；相对于台湾已经有初步的法治与现代化基础（这是部分人转而产生日本情结的原因），大陆仍旧在战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条件下的两种社会形态终于爆发激烈冲突，“2.28事件”正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2.28事件”的鲜血带给台湾人民难以抚平的伤痕，也使民族主义的理想遭到幻灭，从此埋下台湾意识的根源。同时，甫回归的台湾人旋即被国民党中央政府卷入内战烽火，回归的喜悦荡然无存。
国民党接收人员在台湾上上下下大搞“五子登科”（所谓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之类），而生居于此地的台湾人却由于不受信任、许多人已不识中文不懂国语等原因，继续处于社会的边缘与底层。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台，此后并实行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台湾更加没有民主法治可言。台湾人于日本统治时期生长出的对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渴望，至此双重破灭。
上述半个多世纪中的悲惨命运，使台湾人在极度的挫折中陷入极度的“悲情”，使他们在心理上将祖国视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形同“外来政权”，也使部分人具备了说服自己不再认同“中国人”的道德心理基础。由此形成的所谓“台湾人心态”极为复杂，作者撮其要者点列以下三点：
一是弃儿心结。如同一个孤儿，一出生就被母亲抛弃，之后经过自己艰难挣扎长大了，而且出息了；这时候谈到认祖归宗，他很自然会抱持一种可认可不认、可归可不归的态度，而且认不认、归不归都应是他的自主权利。在此情况下，要真正促其回归就须在两方面具有同等的力度，首先是阻断其不归的后路（如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同时必须以亲情感化，以母爱滋润，甚至某种程度上让他以一种自主自愿、荣归故里的姿态回家。如只是声色俱厉说你必须回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则必然导致其心理逆反。这一历史心结虽然随着时间流逝而在普通民众中有所淡化，但在代表和表达群体利益的政党、知识分子中却远不会消失。照说清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并无关系，相同之处则在于我们也是代表祖国的中央政府。相关的例子是，70年代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曾代表德意志民族向二战中受难的犹太人墓下跪，这也许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概括承受。
二是强烈的“出头天”愿望。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长期处于下等公民地位。台湾收复后，除了“2.28”镇压，绝大多数台湾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普遍没有得到改善。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把整个政权体系及经济、文化机构从上而下搬到台湾，同时抱持“反攻大陆”的过客心理，总体上并不给台湾人留下参与的余地。其次由于台湾人久离祖国，多数不通中文、不懂国语，对官场及经济、文化领域的体面职位均不得其门而入，因而在各方面倍受歧视。这就形成了少数大陆人长期统治多数台湾人的不合理状况。少数大陆籍人笼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突出代表，是1947年在南京就任的庞大的“中央民意机构”，在“反共复国”的名义下居然几十年一贯不加改选（被讥为“万年国会”），这种特权对台湾人的基本权利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剥夺。时间愈久，愤懑愈深，各种各样的反抗此起彼伏；而国民党政府则一贯施以高压，或处决，或关押，“绿岛”成为台湾人苦难的象征。长期受压制的命运使台湾人逐渐形成一种极为突出的反叛性格，结合早期先民渡海求生的冒险特质，愈压愈反，几近偏执，只能“顺毛摸”，不能“逆须捋”；同时也凝聚出一种鲜明的群体共识，就是必须“出头天”当家做主。这一“出头天”思想反映在两岸关系现实上，就是认为“一国两制”是对台湾地位的“矮化”，拒不接受地方政府的定位，强烈执着于“尊严与平等”，突出表现是许多人可以接受血缘、历史、文化及未来的中国，但对目前“政治”的一个中国则不愿承认（因为“中国”在国际现实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
三是明显的西方制度认同。台湾人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蒋家父子长期进行反共宣传，七、八十年代经历了“四小龙”的经济起飞，很多知识分子曾留学欧美，后至苏联解体、西方价值观盛极一时，等等，都使台湾人对共产主义加以排斥，并有一种相对于大陆的“优越感”。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本省籍的台湾人如此，包括传统国民党大陆籍人也如此。这也正是蒋经国生前长期拒不接受我“一国两制”统一的根本原因。随着两岸交流往来逐年增多，特别是由于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进展，台湾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陆未来诱人的发展前景，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产生变化。但是，他们在根本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还是认同西方的模式，并一厢情愿地认为大陆将来也会走上那条道路。体现在两岸关系取向上，就是希望两岸制度及生活水平接近后再谈统一（即所谓“未来的一个中国”），现阶段则两岸“分治”。这是“维持现状”成为所谓台湾“主流民意”的深层社会基础。
世纪末：“民主”业已实现，“民族”再临抉择。
从以上观点看，蒋经国于80年代后期实施的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正是回应台湾人民自日本统治时期开始的对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百年悲愿。时移势易的是，台湾人经历了1945年回归时民族主义理想的幻灭后，已经在部分人中产生出一定的“台独”倾向，因而蒋的两大措施实际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即通过增加同大陆的联系来平衡与牵制“民主化”中将破笼而出的“台独”能量。……
民进党上台也使台湾人第一次没有了国民党的中间缓冲，直接面对大陆，直接面对13亿大陆人民在远比台湾百年经历深长久远的五千年历史传统中形成的统一理想，直接面对国际上不可能更改的一个中国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民进党上台促使台湾人必须重新面对历史和现实，在终极的意义上对统独问题进行彻底反思。为了争取执政，陈水扁在竞选期间作出了不推动“台独”的保证，上台后声明他已“放空”自己，不论统独都由民众决定；曾在元旦致辞中表示“一个中国本不是问题”，并称“既然要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何如何。对这些动向，我们一方面可以看作“台独”分子一时的诡计，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是一个转变的开始。电影《鸦片战争》开首有一段旁白：“一个民族只有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冷静平和地反思过去跪着时的历史。”民族如此，族群也如是。台湾人既已当家做主，从而已就开始摆脱他百年的悲情；尽管民进党内还存在基本教义派的强力拉扯，尽管许多民进党人不可能一下丢掉久负的包袱，围绕一个中国的争执还将持续，但转变应已开始。
这是继半个世纪前民族主义理想破灭后，台湾人再一次直接面对祖国，进行再一次抉择。不同的是，上一次开始时是带着欣喜无条件地回归祖国怀抱，这次则多了一项“对等与尊严”的坚持。
与上一次相同的是，作为祖国一方的言行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他们的进退取舍。
令人欣慰的是，祖国大陆现代化建设的迅猛进步及其所展示出的广阔前景，已经成为台湾经济再转型、再升级的动力与希望，从而对广大台湾人产生巨大的磁吸作用；而在全局战略上占据的主动，则使我们能够对十分在意祖国态度的台湾人展现比以往更大的包容。
新世纪是一个乐观的世纪。在历史的长线上，我们听到了两岸融合的深沉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