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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静涛: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

2015-10-21 10:21:00
来源:中国台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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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公开提出收复台湾的目标,鼓舞了台胞的抗日激情。他们组织抗战团体,有浙江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福州的台湾抗日复土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等,许多人加入国民党,奔赴抗日前线。

  在重庆的台籍志士人数渐多,组织涣散。1941年2月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革命党决定,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成立宣言:“吾人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固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而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台籍志士谢南光、李友邦、宋斐如等人积极从事抗日斗争,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使国统区台籍人士组建的多个小组织统一起来,凝成合力,将台湾的解放与祖国抗战的胜利紧密联系起来。这有助于台籍志士抗日斗争的正规化与组织化。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国民政府中的许多高层人士参加。林友鹏呼吁,“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黄少谷、丁超五、宋渊源、林作民等人一致认为,大陆民众过去对台湾情形隔膜,今后应该加紧宣传,使民众皆知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日本侵占东北四省后,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东北四省的省政府机构。谢南光等人援引此例,认为台湾为中国的一行省,国民政府已公开对日宣战并宣示收复台湾,因此,应该设立台湾省政府或类似机构,起用台籍志士,为收复台湾做准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认识到台湾在西太平洋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学界有人提出战后由联合国托管台湾,来试探中国人民的反应。

  台湾不是无主之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任人摆布。日本的残暴统治无法泯灭广大台胞心向祖国的赤子情怀。台籍志士对“台湾归国际共管”极感愤激,致函美国各界,反对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民的态度,纠正国际上的谬论。

  1943年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台湾一日不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则台湾革命将无止期,台湾革命倘无终止之日,则东亚已无和平可言,遑论世界和平,本会深望世界有识之士,为使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台籍志士代表台湾600余万人民,强烈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的论调,要求国民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1945年春,收复台湾在即,台籍志士纷纷上书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求承担接收台湾的具体工作。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台籍志士谢东闵等提《拟请中央统一和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今台湾光复在迩,发展本党实力尤为急切要图,谨就管见条举办法如左:(一)欲扩大党之组织,宜先放宽尺度,洞开门户,以便延揽台人才,充实党之干部,庶人地熟悉有利于工作之进行。”

  8月底,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拟设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组,推举张邦杰为军事组长,李万居为政治组长,庄希泉为经济组长,宋斐如为文化组长。并致函国民党中央,请予核备。0

  针对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呼吁,国民党中央、国民参政会都有吸纳台籍志士参与复台工作的共识,蒋介石希望陈仪接收台湾,应注意吸纳台籍志士,如谢南光、宋斐如。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主持战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工作。

  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很大的断层。面对一个未曾组织经营过、无草根基础的社会,陈仪吸纳一批台籍志士,参加了接收与重建工作。台籍志士李友邦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三青团台湾区部筹备处主任。王民宁等代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参加了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黄国书参加台湾军事接管工作。宋斐如任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连震东任台北州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官公署参事兼代台北县县长,谢挣强任台南县虎尾区区长,柯台山任《台湾日报》社长,曾溪水任台南市区长,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长,黄朝琴任台湾省议会议长,游弥坚任台北市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

  台籍志士在台湾同胞与大陆来台的军公教人员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尽量化解隔阂,增进了解,共建祖国的宝岛。台湾接收与重建工作任务艰巨,凝聚了一批台籍志士的心血。(作者: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