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珊：怀念一生坚定高举爱国旗帜的前辈林书扬

　　他的坚贞无人不折服　

　　林书扬的同志们和“老同学”（台湾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之间的互称习惯）称呼他为“林桑”。桑，本来在日语里是“君”，即对男人的礼貌用语，相当于“先生”。也许他们觉得，这是对这位生长在日据时期、为祖国统一而坚忍不拔的林书扬表达敬意的恰当方式。我起初依礼貌称“林先生”，后不知不觉亦从之。　

　　爱国主义者林书扬的一生是无可复制的，尽管遭遇前所未有的坎坷，却始终充满理想主义激情，迈着坚实的步伐走过去。就是在今天，当我梳理以下资料时，都感到异常的枯燥和沉闷，无法想象他怎么一步一步走的。也许两年前关晓荣到台大医院探视时先生的直白回答就是最真实诠释：“靠什么坚持过来，现在叫我要怎样跟你们说呢？在那种境遇下，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是要过日子啊。像我这种判无期徒刑的人，这点若没看开，几乎就没法度生活下去…你必须要有一个思想上，…就是一个人生观、生命观。…这也是我们正在承担，为了替这个社会的进步承担某一种代价，不得已的代价由我们来承担…”。（《为了面对的告别──敬悼林书扬先生》／关晓荣，2012年10月17日）　

　　1926年，林书扬出生在台南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麻豆林家”在清末与“板桥林家”、“雾峰林家”有所谓“台湾三大林”之称，先祖林文敏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从福建安溪渡海来台，在嘉南平原的麻豆地区打拼。他白手起家，后经营糖业而致富。其第二代共七房，各自兴建宅院（当地人称之为“大厝”）。其中的“新四房祖厝”（半边厝），位于现台南县麻豆镇兴农里和平路20号，建于光绪元年（1875年），原为“三进四合院”，堪称“南台湾之最”，已被纳入当地“历史建筑宅第”之列，成为岛内著名的观光景点。林书扬就出身于四房，他的父亲在属于“麻豆林家”四房的第四代，是一个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意识的地方士绅，虽说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但终其一生坚持不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这样的时代气氛与家庭背景，对林书扬以后的学习方向、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养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响。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前夕，台湾总督府全面禁止使用汉文，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以此彻底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抵抗精神。在这样的处境下，林书扬受到大表哥庄孟侯的启蒙，自觉地抵抗学校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他在庄孟侯的藏书里找到了左派理论的经典、“新文协”（1927年10月－1931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分裂后的一派，主张“台湾解放运动应该使民族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的运动传单；并且在家乡跟村子里的老农学会了他们当年所唱的农组的战歌与共产党员所唱的劳动歌曲。通过这样的秘密阅读，他与台湾反帝左翼运动的传统接上了继承关系。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人民兴高采烈迎接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林书扬投入台南地区“还中会”的复归祖国宣传活动，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斗争经验。2005年纪念台湾光复60年之际，他曾回忆说：“日本投降，过去殖民地生活的苦痛转变成期待尽快回到祖国。那种怀着一份祈求解放的心几乎全岛都在沸腾！”（《海峡两岸共纪念 台湾光复是两岸中国人共同光荣》／中华网2005年10月25日）　

　　1949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随即针对以地下党为核心的台湾左翼运动，展开了全面而彻底的红色肃清与逮捕行动。　

　　1950年5月31日半夜，组织读书会的林书扬在家里被秘密逮捕，起因是他的同学、医生谢瑞仁刚当选麻豆农会理事长就被控成立中共“麻豆支部”。与此同时，麻豆地区共有36人遭捕。9月26日，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建立叛乱组织、发动民众运动、鼓动业佃斗争等罪名判决，谢瑞仁、蔡国礼、张木火等3人判处死刑；孙清诰、李国民、林书扬、钟益、陈水泉、黄阿华、王金辉、李金木、蔡荣守等9人判处无期徒刑；郭天生柯士密等6人判刑15年；李铁丁等7人判12年；王清波等5人判10年；胡图等6人判1年。9月30日，谢瑞仁等同案3人被枪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这就是台湾人民既熟悉又陌生的“麻豆案”。　

　　林书扬坐牢长达34年又7个月，是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期间，他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与母亲相继过世。面对家里一连串变故却不能回家奔丧的林书扬，无论是在绿岛集中营还是在泰源监狱，依然一贯地严肃而认真的面对自己那漫无终结的囚人生涯。他在追记了这段经历时写道：“绿岛方圆16里，固然容不下我们的梦想凌云。无奈那砂砾数亩的营地，却紧紧地索住了我们的忧愤乡愁万斛！我们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拼斗。在愤怒中我们彼此警惕于爆发的临界点。恐惧时，互相印证眉宇间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相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损思想的锋锐。纵然长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与热！日日、月月、年年，让躯体老去，却要挽住当年迈开第一步时的心悸。”　

　　1984年12月17日，林书扬与同案人李金木被“假释”。出狱后，他在大量翻译介绍进步思潮与政论的同时；开始发表自己的论点、建构台湾统派左翼纲领和运动理论，串连散居全岛各地的政治难友和志士同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全力支持台湾统派左翼的组织活动。正如他所自述的“本人假释出狱。初靠翻译赚稿费维生，后来开始自写。陆陆续续，不定期不定刊物。不论所写文章的题目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识立场和思想脉络是贯穿的。读者一读便知（有朋友担心因其如此，书可能卖不好）。但那是本人在三十四年七个月的长期狱囚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经证明了它。”　

　　1986年，林书扬发起成立了促进中国统一的“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会员上千人，多为服刑10年以上的政治犯，“多数的成员是二战结束后中国新民主主义变革运动的两岸的关系者”，“几乎都是‘惩治叛乱条例’、‘检肃匪谍条例’、‘戡乱时期总动员法’、的罪名下服刑者”。他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面临很大困境。林书扬以其卓越丰富的理论素养，高度修养的人格特质，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得到“老同学”们的尊敬，并被推举为总会的第一届会长。林书扬与曾玉娴（政治受难人遗孀，原名曾玉娇）结婚时，400多位政治犯集聚一堂，“老同学”陈其昌创办的《远望》杂志还以婚礼作封面，题为《超过一万年的祝福》（台北：《远望》创刊第四集，1987年3月）。1987年，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制统治下，林书扬创办党外运动刊物《前方》。该刊基于以工农两阶级为基础的阶级立场，对当时试图抹煞社会内部阶级差异的“民间社会论”展开了最早的批判。　

　　1988年，在岛内“台独”势力嚣张、众声噤若寒蝉的时刻，林书扬参与推动“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与成立，担任第一届执行委员。“中国统一联盟”是1988年在台湾正式成立的政治团体，也是台湾第一个公开主张祖国和平统一的群众性团体。邓颖超、江泽民等领导人先后会见过“中国统一联盟”大陆参访团。　

　　1989年3月，林书扬发起组织“劳动党”，公开声明劳动党“是以争取劳动权益所结合的政党”，“主张社会主义，伸张社会正义”，“期望用参政的方式，直接改善劳工的福利”。为鼓舞同志士气，花甲老人亲任副主席。与此同时，他发起组织翻译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运动史）五卷正式出版；为重建台湾左翼运动的历史与批判“台独”史观，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材料。　

　　图4，200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举办“还原二二八座谈会”，党主席马英九（右）出席致词，并向政治者受难者林书扬［中］、陈明忠［左］鞠躬致歉，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图5，现名：马场町纪念公园；2001年3月18日返乡探亲的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参加春祭后与林书扬（戴帽并穿风衣者）等合影留念，陈炳基提供

　　图6，现名：台北市示范公墓·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位于六张犁的纪念碑石，李文吉拍摄，吴小珊提供

　　1991年2月28日，林书扬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组织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受难人及牺牲者家属，在台北青年公园旁的马场町刑场，首次公开举行追思纪念会。1993年起，规定每年举行春、秋两季的“追悼大会”。春祭在马场町刑场（现名：马场町纪念公园；图5，2001年3月18日返乡探亲的在京老台胞陈炳基参加春祭后与林书扬［戴帽并穿风衣者］等合影留念，陈炳基提供），秋祭则在六张犁公墓（现名：台北市示范公墓·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公园。图6，位于六张犁的纪念碑石，李文吉拍摄，吴小珊提供）。　

　　1991年4月21日，劳动党于台北市召开第二届全党党员代表大会，林书扬被选举为副主席，负责起草劳动党党纲的修订草案，并对修订的内容做了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台湾劳动人民要寻求解放，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除了通过国家统一之外，别无他途，也只有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内，台湾的勤劳大众才能免于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剥削与压迫。我党认为，国家统一是台湾劳动人民获得阶级与民族双重解放的具体保证。为了台湾勤劳大众的利益，我党无畏地提出国家统一的政治要求，并明确地写入党纲之中。”　

　　1992年，林书扬被选为“中国统一联盟”第五届主席（1992－1993）。同年，《从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一书，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对台湾文化思想界起到重要的思想影响。　

　　1992年，林书扬发起与日、韩、菲、印尼等亚洲进步人民团体的同志为了反对美国支持日本派兵海外，共同发起创立“全亚洲反对美日军事同盟及日本派兵海外运动联盟”（1995年正式名为“全亚洲反对美国－日本侵略与宰制运动联盟”，Asia－Wide Campaign against the U．S．－Japanese aggression and domination of Asia，简称AWC）。这个组织多年来致力于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以及美日军事基地的扩大及再编成。后又与东亚地区进步学者、团体共同发起成立“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国际论坛，旨在促进东亚的和平、中国统一与朝鲜半岛南北统一，展开国际团结。　

　　1993年，因“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员曾梅兰在台北市郊乱葬岗里发现了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墓群，林书扬随即团结社会各界领袖，共同开展“五○年代白色恐怖平反运动”。台湾当局于1998年 6月17日公布“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并于9月5日设立“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开始对受难者家属发放补偿金。林书扬将自己所获得的近千万元补偿金全数捐出。（图4，2006年2月中国国民党举办“还原二二八座谈会”，党主席马英九（右）出席致词，并向政治者受难者林书扬［中］、陈明忠［左］鞠躬致歉，联合报系资料照片）　

　　1997年2月22日，第一届“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研讨会在台北召开。此后由“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国际论坛在日、韩等地的秘书处轮流筹办。　

　　2000年，林书扬担任台湾劳动人权协会（简称：劳权会）会长、劳动党荣誉主席。劳权会出版《劳动前线》双周刊和一个年度的《台湾劳动人权报告》，“期望可以书籍来灌输劳工更多的观念，让劳工有更多的思考方向”。比如《劳动前线》第32期（2000年5－8月合刊号），既有对台湾当局劳动政策的批评，又有对国际工运的注视；既有对台湾当局“台独”新布局的批判，又有对G8冲绳高峰会的观察。全刊大大小小总共17篇稿件，署名林书扬的就有两篇，他在文中一针见血指出：“一个时代的阶级运动有前进性的，也有逆向性的。阶级利益在一定历史时空条件下能否升华到合乎整体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它的正当性的唯一标准。也是决定该阶级的历史性存亡命运的唯一标准。”　

　　2001年8月24日，民进党主政下的台湾当局台北市召开“经发会”，讨论焦点是调整“戒急用忍”政策、开放两岸直接“三通”。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动员百余名群众、基层工会干部前往会场外抗议并组织游行，林书扬强调“台湾定位问题不仅关系到营造两岸和平，再造台湾经济，改善岛内就业环境的迫切需要；更能在一个中国原则之下，抛弃敌对大陆的做法，把用在军备预算、金援外交所浪费掉的大笔人民血汗钱，改用在社会福利、促进就业和就业安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上，照顾多数的劳动人民”（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8月25日第2版）。同年10月20日，民进党在高雄市召开第九届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林书扬等“中国统一联盟”会员率同200人在会场外集会，现场拉起写有“一个中国、两岸和平”的横幅，大声疾呼要求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并高喊“振兴台湾经济、实现福利社会”的口号。他们表示，民进党应该取消“台独”党纲，抛弃错乱的国家定位，真正给台湾一个机会，让台湾人民心里安定。（北京：《环球时报》 2001年11月6日）　

　　2002年2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东亚冷战与国家恐怖主义”研讨会在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馆隆重举行，会议就“日美安保条约”、“教课书问题”、“朝鲜战争”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与讲演，近20多名大学教授、学者参与专题讨论，这次会议受到日本各界广泛的注目，林书扬率台湾代表团出席。他在京都、大阪、神户华侨总会联合举行的招待会上讲演时说，“祖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治安良好，是近百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太平盛世。相比之下，台湾经济萧条，治安败坏，台独势力猖狂，人民十分不满。作为台湾人，我们希望祖国尽快实现统一，我们认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选择，再也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人民网2002年2月24日本大阪24日专电）　

　　2002年起，林书扬推动长达6年的“新民主论坛”运动（“两岸和平发展·新民主·联合论坛”）。对此，他曾表示，或许在他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两岸统一；但作为台湾人，他充分理解到，两岸能够和平统一才是台湾人民最大的利益所在。因此，只要统一运动有新一代接棒，不担心人少，就表示和平统一仍有希望。（《台湾本省人高呼要统一》／香港：《明报》2002年10月2日）　

　　2005年3月21日，林书扬应全国台联之邀，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情况的座谈。他在日后的讲话中就此指出：“不论台独论者如何反对，去年对岸公布了一个《反分裂国家法》。鉴于战后台湾问题的种种纠葛，主要缘自内战与冷战的残留因素，对岸从酝酿、研究、立法过程中便显得十分谨慎，对国际的先行沟通作业也足够。其正式成案公告之日，除了台湾岛上的抗议活动外，国际上并未出现异议声音。可见有关‘一个中国’的法理认定已经是国际公认的事态了。”（《台湾六十年──探索分离运动社会内因之一端》－林书扬在夏潮联合会会员大会的讲话／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6、秋季号）　

　　2010年起，《林书扬文集》全套四辑陆续在台北出版，即《林书扬文集（一）回首海天相接处、《林书扬文集（二）如何让过去的成为真正的过去、《林书扬文集（三）有了统一才能自决》、《林书扬文集（四）劳动者，团结起来》（人间出版社／2012）。林书扬在自序上坚定的表示，“不论所写文章的题目是什么，说的是什么，意识立场和思想脉络是贯穿的。那是本人在34年7个月的长期欲求生活中唯一的内部支持力量。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本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史已经证明了它。”　

　　2010年，林书扬晚年因眼疾、免疫系统等身体问题，由妻子陪同赴北京接受治疗。　

　　2012年，林书扬被所有“老同学”推举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荣誉会长。10月11日深夜，林书扬终于因为长期系狱而积累体内的黄曲毒素所引致的肝癌而逝世于北京。他的家属及同志们随即遵嘱将他火化后的骨灰护送回到他一生战斗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