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丘逢甲与辛亥革命
二、同情支持革命 暗护革命党人
1、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
如前所述，贯穿丘逢甲毕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国”，但就其政治立场而言，一九0九年前后则有明显变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属于立宪派。诚如其挚友丘复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说：“海内最先倡言立宪，此身亦居其一。”（19）事实亦确实如此。
全面评价清末立宪派并非本文主题，这里笔者只想指出，立宪派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势力。同是立宪派，但由于个人经历和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同，对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态度却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党，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领受过当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图报；也不若资产阶级上层政治代表、国内立宪派头面人物张骞等人，与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需要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与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内心，唯有朝廷割弃故土台湾的切肤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尽管其主张“保皇”、赞成“立宪”，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国事日非、列强进逼而又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和感染而逐步改变其政治立场，转而同情支持革命。
考查辛亥时期的丘逢甲，情况正是这样。
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转而采取所谓“保全主义”政策，继续扶植清王朝作为他们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变有形瓜分为无形瓜分。而清王朝则对帝国主义允许它继续充当走狗而感激涕零，声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廷业已彻底投靠帝国主义，成为货真价实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对于清王朝的认贼作父、昏聩无耻，丘逢甲极为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瑶》这首长诗中，他以辛辣的笔触对清廷进行无情的鞭挞和讽刺：“四千年中中国史，咄咄怪事宁有此！”、“伺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素衣豆粥哀痛诏，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来，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败透顶，人心丧尽。在另一首长诗《汕头海关歌》中，丘逢甲则历数了汕头海关大权旁落、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备受摧残以及帝国主义掠卖华工等种种惨状，愤怒谴责了清王朝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丑行。
面对列强的进逼、朝政日趋昏浊的现实，丘逢甲开始认识到仅凭少数志士仁人的奋斗已无补时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如《晨起所见》、《汕头海关歌》、《东山感春诗》中，都表达了他唤醒民众、团结御侮的可贵见解，说明丘逢甲的反帝爱国思想在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可喜进步。
更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进化论思想较前有了新的表露：“竞争世界论天演，此去闽中大有人。唤起群龙听梵唱，诸天同转法王轮。”（《重送王晓沧次前韵》）这种认识使他激发起天道轮回、世道变迁的思想火花，从内心深处萌生出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会的思想幼芽（见《次韵答维卿师》、《送谢四东归》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写的一篇铭文中，丘逢甲向往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芽蘖则表露得格外明显：“……嗟乎！自秦汉专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谓官者，以无限之权偃然民上，于士无所谓礼也，于民无所谓教也，束缚之而已；既愚其民，复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气为事。为士者亦务相竟为俗学以自愚，不复知有圣贤之义，临小小利害，辄动色相戒，虽君父之难，或弃不顾，不以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为者，且群诽而众咻之，必败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论乎民，其惑邪说而日为无理之争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谓文明先进国者，乃今鄙为半开之国。贤者处此，上屈于专制之政，下挠于半开之俗，夫何能为？然卒不以自馁而自沮者，何也？义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动也……。”（20）
上述情况表明，庚辛之后，尽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国方案仍然是“兴学育才、启发民智”，但从思想深处的变化趋向来看，他与康梁保皇派已有相当距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化日益明显，一九0三年以后，丘逢甲渐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现。例如，一九0三年岭东同文学堂学生响应上海爱国学社鼓吹革命风潮，革命文字见诸国文课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为之辩护说：“此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21）
丘逢甲一向关心国事，注意研读报章，同社会各界人士接触广泛，特别是到省垣任职后，置身于广州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因而对社会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变化以及对清廷腐败政治的现实，较之在潮嘉地区办学时期有了更深切的体察和认识。无疑，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转变。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对人说：“至保皇之说，非不稳健，但时机已过，人心已去清室，康有为等无能为矣！”并断言：“清室不出十载必亡，但非革命军攻陷北京，而为各省独立使之自倒。”（22）这表明，此时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政治力量，对康梁的维新保皇事业已颇表怀疑。
庚辛之后，广东城乡中不满现状的爱国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纷纷奔赴省城或到国外求学，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愈来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投身于反清革命。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与才华，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态度，故而到广州后纷纷拜见丘逢甲，并得到他的呵护与提携。据《丙午日记》记载，仅一九0六年十月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会见青年学生或与留日学生书信往来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后，随着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丘逢甲与革命党人的接触愈加频繁密切。据其子丘琮说：“保皇党人与同盟会干部和我父亲都有往来，不过，戊戌前后和保皇党人接触较多，而戊申前后则与同盟会发生深切关系了。”（23）资料显示，当时与丘逢甲“深相结纳”的著名革命党人至少有邹鲁、姚雨平、谢逸桥、谢良牧、朱执信、陈炯明、林修明、李次温、黄慕松、邓铿、林云陔、温翀远、林震、古应芬、高剑父、高奇峰、赵声、饶景华、叶楚伧、梁千仞等数十人。其中不少人更与丘逢甲有“师生之谊”。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许配给林震，另一女许配给饶景华之子。
如此众多的革命青年与丘逢甲保持经常的、密切的来往，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热情时时给丘逢甲以无形的启迪与感染；从他们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时代的曙光。大约在一九0九年前后，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一个支持改良的维新立宪派，转变成为支持、赞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怀》诗中这样写道：“满目洪荒治已迟，谁教天展九年期？玄黄大化无今古，风雨神山有合离，四海毕消蛟蜃气，九天同拜虎龙姿。书生自作华胥梦，千载何妨此一时。”（24）这首诗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来，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气数已尽，不可救药，无论它如何变换花招，也无法挽回其灭顶之灾，一个崭新的政权必将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他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现自己多年来“复土雪耻”的梦想。
2、掩护、支持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场的转变不仅表现在思想言论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在广州任职期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与粤省地方上层的特殊关系，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党人，掩护、支持甚至配合他们的革命活动，并在他们遭遇危难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尽力营救、保护了一大批革命党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黄冈起义失败后，粤省当局企图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实行严厉镇压。丘逢甲闻讯，急忙从中斡旋，以“防止株连、避免事态扩展”为由，极力对当局加以劝阻，致使一批革命党人得以脱逃，幸免于难。（25）
一九0八年，梅县松口发生进步学潮，两广总督张人骏企图藉机镇压松口革命党人，并奏请停办全梅学校。丘逢甲获悉，亲往张的住所，说明松口是有名的华侨之乡，若采取严厉措施，影响华侨利益，势必酿成不良后果，务请其三思而后行。张人骏听从了丘逢甲的劝告，防止了事态的蔓延，使松口革命党人得到保护。
一九0九年，嘉应州牧邹某拘捕了一批进步学绅，丘逢甲又“致过家门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设法营救”。（26）
一九0九秋冬，两广方言学堂新任监督隗文云，无理将一名深受学生爱戴的进步教员孟聪解聘，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进步学潮，停课长达三个多月，酿成僵局。该校五00名学生整队集合，前往总督衙门请愿，一致拥戴丘逢甲继任该校监督。迫于压力，兼任两广总督的广州将军曾祺不得不将隗文云撤职，并接受学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继任。事后当局开会讨论善后处理办法，有人主张各班班长及请愿代表革除或记过，“以儆效尤”。丘逢甲据理力争，说：“学生应惩处，则监督不应撤职；监督既撤职，则学生不应惩处！”结果没有一个进步学生受到处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当选咨议局副议长后，立即延揽革命党人古应芬担任咨议局书记长、邹鲁为书记。尔后，又聘请邹鲁为方言学堂教员；不久，革命党人朱执信因涉嫌革命被广州法政学堂解聘，“因为丘先生喜欢革命党人”，邹鲁又向丘逢甲推荐，把朱执信聘请到方言学堂任教。（28）于是，朱、邹二人利用在方言学堂任教的便利条件，向青年学生灌输革命思想，秘密发展同盟会组织。（29）与此同时，邹鲁、古应芬和隐藏在咨议局的议员陈炯明，则利用咨议局作掩护，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这样，广东咨议局和两广方言学堂，事实上就成了当时广东革命党人秘密活动的两个重要据点。而假如没有丘逢甲的从中掩护，乃是不可想象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陈炯明、邹鲁秘密参与了由赵声、倪映典组织发动的广州新军起义，被广东巡警道王秉恩查获。王某携带名单到咨议局企图拘捕陈、邹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陈某、邹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们是革命党，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单捉二人的话，请先从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护下，陈、邹二人才安然无恙，未遭当局拘捕。
在咨议局内部，陈炯明、邹鲁等人还在丘逢甲的支持和配合下与封建反动势力进行合法斗争，兴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败政治，起到了团结、教育民众，激发民主意识和促进民主革命潮流前进的积极作用。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是“禁赌”和“振兴女子小学”两案的通过。
“禁赌案”：清末广东赌风极盛，在当局“开禁筹饷”罪恶政策的刺激下，更日趋猖獗泛滥，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粤人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禁赌。丘逢甲执掌咨议局后，遂于陈炯明、邹鲁等人计议，力主禁赌，并于一九一0年十月咨议局第二次年会上，作出了《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要求粤督据情代奏。但咨议局中靠承包赌饷发家的议员苏秉枢，却在粤省当局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公然于当年的十一月九日在咨议局提出议案，请求允许其所属的安荣公司开设新的赌项——铺票赌博，并得到许多被他重金收买的议员的支持，从而引发咨议局内部的剧烈争论。双方争执不下，只好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五十多名出席议员中，只有二十人投“可”票赞成禁赌，其余均投“否”票反对。
不料，投票时担任书记的邹鲁当晚便将咨议局开会情形及全体投“可”、“否”票议员的名单整理成文，送交报馆公开发表，并同时提出辞职。有人担心邹鲁此举会闹出乱子，请丘逢甲出面劝阻。丘逢甲却说：“海滨（即邹鲁）这样做是对的！”接着古应芬也提出辞职，继而丘逢甲率全体投“可”票议员也提出辞职，从而引发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广州全城激愤，一致声讨投“否”票议员，有人还把投“否”票议员的名单张贴在城门上示众。迫于舆论压力，投“否”票的议员也不得不宣布“集体辞职”。
为防止事态扩大，清廷急忙下令“查办”。结果将两广总督袁树勋开缺，改调广西巡抚张鸣岐继任，并准许投“否”票议员辞职，而投“可”票议员则一律“慰留”，古应芬、邹鲁仍回书记处任职。（31）这样，才平息了这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政治风波。一九一一年三月三十日，粤省当局通令全省一律禁赌，广州人民奔走相告，纷纷“庆祝巡游，颇为热闹”。此后“虽然私赌还未完全禁绝，但公开的聚赌确是偃旗息鼓。”（32）
《振兴女子小学案》：丘逢甲出掌咨议局期间，仅在振兴广东教育事业方面通过的议案就多达九宗，其中尤以《振兴女子小学》一案至为重要。总所周知，妇女在封建制度下完全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备受歧视。直到一九0三年，清廷颁布《奏定章程》（即《癸卯学制》）中，仍公然规定排斥女子教育。丘逢甲对此颇为反感。他一向提倡男女平等，女子应受教育。认为中国妇女人数过半，她们受教育的程度和体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故而一九0九年丘逢甲任职咨议局后，即由其主持通过了陈炯明提出的《振兴女子小学》议案。该议案公开与清廷大唱反调，提出：“凡府及直隶州均设女子师范一所，并附设初等女子小学；某州县不能设立师范者，亦必先设女子小学为倡。至已设女子小学一时教员难得者，不必拘定女师，即暂延男师者亦可。”（33）该议案的通过，对促进广东女学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政治上、思想上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与当时在全国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相呼应。
一九一一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大批革命党人壮烈牺牲，广州全城戒严，到处搜捕革命党人。数十名革命党人越墙进入丘逢甲的住所——丘家祠藏匿起来。刚从乡下料理完父亲丧事返城的丘逢甲见此情形，安慰躲藏在自己寓所中的革命党人说：“尔等投生也，此间较为安全。”（34）随后他赶往总督衙门，力劝张鸣岐解除城禁，致使许多革命党人得以安全撤离广州。邹鲁回忆说：起义失败后，“过了几天，丘先生由乡间赶到省城，次晨找到了我，立刻说：‘你和竞存（即陈炯明）参与此次起义的证据已被清吏搜获，竞存已走，你也应该立即避开这里！’于是我便决定出奔。”（35）
黄花岗起义前半个多月，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发生后，嘉应劣绅密控汕头《中华新报》为革命党渊薮，与温生才关系尤深，要求严办。张鸣岐素悉丘逢甲与《中华新报》往来密切，碍于丘逢甲情面，更虑于深究下去会牵连到自己，故接获控状后仅密令封禁该报了事，并未拘捕有关人士。亲友们都为丘逢甲捏了一把汗，有人出面劝告丘逢甲说：“祸至无日矣，甚矣先生之爱友也！虽尽友道，与己何益？假使从学务公所即入岑春煊幕中，勿预闻乡友事，岂患权位不如张鸣岐？”丘逢甲笑曰：“余不作是想，倘余不从工部告归，讵不早如岑春煊乎！”（36）
就这样，丘逢甲不顾个人安危，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政治声望和与粤省大吏的特殊关系，安插、重用和保护了大批革命党人，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丘逢甲辛亥革命期间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也理应充分肯定。
